（三）奴隶和自由民，特别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恩格斯曾指出，雅典的这种民主制，“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因此，必然要把雅典国家引向灭亡。[16]战争加速了这种进程，在战争进行期间，一方面，双方都把被攻陷的城乡的平民、奴隶变为自己的奴隶，因此奴隶在人口的比例中，反而有所上升；另一方面，交战双方又都把诱使对方的奴隶逃亡或反叛，作为打击对方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样，势必在客观上促进奴隶的觉醒。结果，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奴隶制失去了原有的相对稳定性，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而奴隶的觉醒，又使奴隶主陷于极端的恐惧之中。这种情况，柏拉图同样也是意识到了的，他在《国家篇》中，对此也有过生动的描述：
假设有一个人，他拥有五十个或更多的奴隶。现在有一位神明把他和他的妻儿老小，他的财富、奴隶一起从城市里用神力摄走，送往一个偏僻的地方，这里没有一个自由民来救助他。你想想看，他会多么害怕，担心他自己和他的妻儿老小要被奴隶所消灭?[17]
由此可见，随着战争的进行，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已激化至何等程度。
第三，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信仰、法制陷于解体。
随着梭伦的改革，特别是克利斯提尼领导的革命，雅典确立了比较巩固与温和的民主政治，国内出现了比较安定和统一的政治局面。当时的情况，正如伯里克利不免有些夸张地指出的那样：随着民主政治的确立，政权掌握在全体拥有公民权的人手里，在解决私人间的纠纷时，“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8]。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私事，而且也关心国家事务，把崇尚公职当作是一项重要的道德准则。在私人生活中，是自由和宽恕的；在公众事务中，是遵守法律的；助人为乐，而不主要是从他人那里谋求好处。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能够独立自主，表现得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崇尚美的东西，而又不流于奢侈；崇尚智慧，而又不流于柔弱。适当利用财富，特别是把保卫自己的城邦，作为每个公民的崇高职责，不惜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19]。但是，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战争中肆无忌惮的残暴行为，不仅推行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而且推行到国内不同社会集团和党派中去。肆意洗劫和屠杀被攻陷城邦的民众，雅典寡头党人和僭主们数度通过煽动、蛊惑、暴力等手段推翻民主政治，非法攫取政权，接着是血腥地屠杀民众和政敌。甚至，连希腊人视为罪大恶极的渎神事件，当时在雅典也屡次出现。
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信仰和法制等的解体。这幅图景，正像修昔底德所描绘的那样，任何持温和观点的公民，都要遭到两个极端党派的摧残：
……结果，在整个希腊世界中，品性普遍地堕落了。观察事物的淳朴态度，原是高尚性格的标志，那时候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可笑的品质，不久就消失了。[20]
以致整个社会流行着互相猜疑和敌对的情绪，没有哪个保证是可以信赖的，没有哪个誓言是不被破坏的。人们对社会的前途，感到普遍的绝望，“人们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希望得到一个永久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对于别人不能信任，只尽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别人的伤害”[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