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奴隶主民主派和奴隶主贵族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频繁。随着战争的进行，积极参战的公民和民主政治的代表伤亡众多，各种政治会社的领导权相继落到贵族手里。在其右翼政治代表安提丰、庇珊德尔等的领导下，于公元前411年发动政变，强行废除了民主政治，建立了寡头政治。由最富有的奴隶主组成“四百人议事会”，把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限制为富裕的五千名全权公民。全部废除原来由国库支付的担任公职的公民的津贴制度，主张立即和斯巴达缔结屈辱的和约。但是，由于他们领导的战争失利，民怨沸腾，前后不到四个月，就由其中的塞拉美涅代表寡头党中温和派的利益，废除了“四百人议事会”，建立起所谓的“五千人政府”，政权掌握在五千名拥有军籍的人手里。不久，随着雅典在库梓科战役（前410年）获胜，奴隶主民主派重新获得了政权，恢复了民主政治和陪审法庭、观剧津贴制度，惩处了反对派，从而出现了持续达六年之久的所谓“民主恐怖”。因此，这时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不稳定的，正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的那样，大多数平民容易受少数有野心的蛊惑家的煽动和欺骗，政权往往被少数人所篡夺。公元前404年，雅典在羊河遭到惨败，被迫投降，只得承认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被迫同意原先放逐国外的敌视民主政治的人士回国，恢复“祖先秩序”，再次废止民主政治，成立了以柏拉图的近亲、苏格拉底的弟子克里底亚和卡尔米德为首的僭主政治。他们在政治上推行军事独裁，清除原有政治中的民主成分，废除陪审津贴制度，限制全权公民人数，实行镇压民主力量等一系列恐怖政策。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记载的：“当他们在城邦内地位比较稳固的时候，他们就不放过任何阶级的公民，把富于资财或门第显贵或有名望的人都处以死刑，目的是在扫除这些危险的源泉，同时还想夺取他们的地产；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处死了不下一千五百人。”[14]僭主们在推行一系列残酷的大规模恐怖政策的同时，他们中间又出现了内讧，使国家陷入内战的深渊，以致民怨沸腾，因此执政不到八个月也就被推翻了。雅典再次恢复了民主政治，推行的是比较温和的政策。但于公元前399年，这个民主政治却接受阿尼图斯和美勒托的诬告，处死了苏格拉底。
（二）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原先，随着梭伦的改革、庇西特拉图的僭政和克利斯提尼的革命，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和阶级对立曾有所缓和。但随着战争的推延，破产农民的大量涌入城市，许多在城市中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的生产陷于停顿，雅典长期以来依靠进口粮食，受战争和运输的影响而粮价暴涨等，导致大批平民生计无着，陷于破产，自由民愈益贫困化。估量当时雅典无产平民人数超过居民总数一半以上。与之相反，部分富人和贵族，却通过战争大发横财，国家用于军事开支的经费，相当大的一部分落入承包商、武器作坊主和船主们的腰包。他们乘机兼并农民的土地，阿提卡的土地大量落入他们手中，造成平民和贵族、富商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种情形，柏拉图是意识到了的，他在《国家篇》中曾这样写道：
任何城邦，不管怎样小，事实上都分成两个互相敌对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它们中的每一个，又分成许多更小的城邦，要是把它们都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城邦，那是大错特错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