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经过梭伦（约前638—约前559年）领导的改革（前594—前593年），庇西特拉图（约前600—前527年）实施的僭主政治（前560—前510年），以及克里斯提尼（公元前6世纪后期）领导的革命（前509年），最终废除了贵族在原来氏族社会享有的特权，随着氏族制度最后残余的消灭，牢固地确立了崭新的民主政治的城邦奴隶制国家。这一系列变革，大大促进了雅典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与此同时，雅典在对外关系中，积极支持小亚细亚沿岸原希腊的米利都等殖民城邦进行的反波斯的斗争，在积极介入并领导的希波战争中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一 希波战争和雅典的兴盛
正是在希波战争进行过程中，雅典历史进入“伯里克利时代”（前461—前429年）。其间，伯里克利领导雅典继续实行政治改革，巩固奴隶主民主专政，加强对以希腊为一方的同盟的财政军事控制，使它们彻底成为雅典的臣属和工具。通过武力和外交途径，阻止波斯西进并结束希波战争，全力与斯巴达争霸，从海上陆上防御斯巴达及其盟邦对雅典及其盟邦的攻击。这一切都适应当时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制经济发展趋势和符合新兴奴隶主阶级利益。
其间，成立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成为雅典发展海上霸权，建立雅典帝国的工具。特别是公元前454年至公元前453年，同盟的金库由提洛移往雅典，于是诸加盟城邦（为数达三百以上）事实上都成了雅典的附属国。这些盟邦对雅典纳贡、服兵役，受雅典派往驻屯的行政军事长官监督，政治、经济制度、文字等，一律以雅典为准。结果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当时的雅典进入了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
希腊和罗马恰巧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历史发展”最高的国家。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利克里时代（伯里克利时代）。[4]
伯里克利当政时期，在国内发展民主政治的同时，凭借国内对奴隶的剥削，对外掠夺提洛同盟提供的财富，大力兴建受到希波战争破坏的庙宇，塑造各种神像。在建筑师伊克提努、卡利克拉忒、谟涅西克勒，以及著名雕刻家斐狄亚斯、卡利马库等的积极参加下，兴建了雅典卫城的巴特农神庙，塑造了雅典娜神像等，从而出现了希腊造型艺术的全盛时期（前450—前400年）。[5]大力提倡戏剧等文艺形式，三个著名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特别是后面两人以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主要是在伯里克利治下创作和演出的。当时，在伯里克利和他的情妇阿斯帕西娅（来自米利都的名妓）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艺术、哲学、自然科学家团体。希腊世界的著名学者都相继访问或定居雅典，如享有盛名的城市规划的发明者米利都的希坡达穆，著名的数学家、概算过太阳年的天文学家开俄斯的俄尼坡得，著名的哲学家萨摩斯的希蓬、克拉佐门尼的阿那克萨哥拉、米利都的阿尔凯西劳（苏格拉底早期的老师）、阿布德拉的德谟克里特、智者普罗塔哥拉和普罗狄科、希庇亚等。[6]结果，正像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自豪地指出的那样，雅典成为希腊文化荟萃的城邦，“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7]。
二 伯罗奔尼撒战争和雅典的衰落
但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强大，它的海上势力（控制爱琴海，霸持海上贸易）的增长，向西部的南意大利、西西里等地的经济扩张，以及对外积极推行的帝国政策等，日益威胁到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政治及其经济利益。其结果是导致以雅典为首推行民主政治的提洛同盟一方，同以斯巴达为首推行贵族政治的另一方之间，爆发了空前剧烈和残酷的长达二十八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年）。其根本原因正像当时著名的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前460—约前400年）所指出的，是双方为了争夺希腊世界的霸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