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莱修的确因此而使他的哲学理论“全部染以诗神的魅力”[105]，使人们看透了万有事物的本性，从而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文艺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9年），在讨论到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文学时，就高度评价了卢克莱修的成就，在叹息当时罗马没有他们自己的悲剧，没有自己独具特色的舞台时，认为就诗人而言，卢克莱修使用了独特的形式，“在罗马文学中，就天才和方式而言，是最早的和独一无二的”，只有他在某种程度上在罗马的诗歌系列中，向我们提供风格的典范。并深为惋惜地指出，他没有被当时国人和后世所赏识。[106]
菲罗德谟撰有专门讨论诗歌的著作《论诗歌作品》，其大部分残篇保存在从赫库拉涅翁发掘出来的卷轴中，虽并无突出创新的理论，但它们不仅提供了伊壁鸠鲁学派关于诗歌见解的资料，而且也提供了对立的见解的有关资料。
首先，诗的内容和形式。当时流行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强调形式，另一种则强调内容。菲罗德谟谴责对诗歌作形式上的解释。他声称：“即使一首诗具有一种优美的形式，但要是体现在其中的思想是坏的，这首诗也是坏的。”[107]这种对诗的形式认识不足的观点，很可能是与他将诗混同于散文有关的。他曾声称：“对美好、适当和令人信服的描写的要求，无论如何必须在相同的程度上应用于诗和散文。它们描写现实的实际能力，是所有表现艺术所共有的。”[108]菲罗德谟之所以强调诗歌的内容，很可能是与伊壁鸠鲁学派历来重视实用，从功利主义观点去强调诗歌有关。但在讨论到音乐时，则从另外的侧面肯定形式的重要，这点另行讨论。
其次，否认诗有它的独立价值。对诗的价值评价上，菲罗德谟是与卢克莱修截然不同的，后者高度评价诗的价值，而菲罗德谟则全然否定诗的价值，他声称：“从诗的真正本性来看，无论是凭借它的语言还是凭借它的思想，都不显示出任何价值。”[109]这同他所提到的文学理论家赫拉克勒杜（约前3世纪）的下述观点如出一辙：“在诗里提供美好的思想或使诗变得智慧，是毫无价值的。”[110]这点，与同时代的伊壁鸠鲁学派诗人贺拉斯的观点则是相对立的，后者在《诗艺》中肯定诗歌的积极作用，他声称：“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111]
二 音乐
当时出现的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在音乐问题上的争论，被认为是“古代美学中最后一次大辩论”。菲罗德谟是当时伊壁鸠鲁学派音乐理论的代表人物。
首先，音乐和灵魂之间并无特殊联系。古希腊自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来即强调音乐和灵魂之间的联系，从而认为音乐与人的性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其时斯多葛学派的巴比伦的第欧根尼（约前240—前152年）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菲罗德谟从音乐不是模仿的艺术这种观点出发，指名反对第欧根尼：“听凭一些人去胡说，但音乐不是一种模仿的艺术。他（指第欧根尼——引者）说，尽管音乐不是以模仿的方式反映性格，但它仍透露出相当于高尚和下贱、英雄气概和胆小如鼠、彬彬有礼和狂妄自大等性格的各个方面。这些话也是不正确的。音乐并不比烹饪技艺在更大程度上导致这种状况。”[112]他声称，这种强调音乐与性格相联系的观点，它赖以为基础的是音乐的刺激，但无论如何不是一般的刺激，它只对一定类型的人发生作用，主要是对妇女和具有女人气的男人发生作用。此外，这种音乐的刺激，可以在心理学上来加以解释，也不必涉及其神秘的特性。也就是说，他把音乐的作用归结为联想的结果，即对音乐的反应不仅取决于听众的感觉，而且取决于与感觉相关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反过来又取决于各种伴随的因素，但最有影响的是伴随音乐的诗而不是音乐本身。由此出发，他反对音乐和道德伦理行为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