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模仿。古希腊思想家习惯于用模仿说来解释文艺创作，但他们对模仿本身的解释和评价却是并不完全一致的。普卢塔克提出了既不同于柏拉图又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声称：当我们看见一幅蜥蜴或猴子的图画时，我们所感到的惊奇和喜悦，并非来自蜥蜴或猴子本身的美，而是来自这幅图画的逼真。因为蜥蜴本身是丑的，而丑的蜥蜴不可能使我们感觉到美，丑的东西也不可能变成为美的。所以我们所赞美的是这幅图画的模仿，不管这幅画所模仿的对象是丑的还是美的，要是模仿得真实，我们便加以赞美。反之，要是画家将原来是丑的东西表现成为美的，这幅图画便是不真实的，有些艺术家描绘卑劣的动作，例如公元前1世纪画家蒂莫纳科画的《美狄亚杀子》。我们并不赞美画家所模仿的美狄亚杀子行为本身，而是赞美画家所画的这幅图画的艺术，赞美这幅画将美狄亚杀子行为模仿得真实。诗也同样如此。诗当然也常常描写卑劣的动作和情感，因此青年人在听这些诗歌时要善于区别：一方面，不要将艺术的动人处，与其对真理的成功宣扬相混淆；另一方面，不要将所描绘、所模仿的行为本身误认为是美的，而是赞美这幅画是一种确切的、逼真的模仿。[77]由此可见，普卢塔克以模仿得是否逼真来作为评价的标准。这显然是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柏拉图认为画家模仿可感的对象，模仿得再逼真，仍然是与真理隔三层的。亚里士多德则更强调所模仿的对象本身。前面已经讨论过，他将诗分为两种，这是由于它固有的性质，而性质不同，是由于所模仿的对象不同。所以，比较严肃的诗人模仿高尚的行动，即高尚人的行动，比较轻浮的诗人则模仿卑劣的人的行动。但在普卢塔克看来，模仿的对象在价值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关键在于诗人模仿得是否确切。所模仿的对象即便是丑的，只要模仿得逼真，这件艺术作品就是美的。反之，所模仿的对象即便是美的，要是模仿得不逼真，那么这件艺术作品就成了丑的。普卢塔克的这种观点，接近于后世的自然主义的主张：“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模仿。”普卢塔克的这种模仿观，实质上是柏拉图的否定模仿和亚里士多德的肯定模仿这两种观点的折中的混合物。
再次，诗与舞蹈。普卢塔克对诗和舞蹈进行过比较研究，认为诗和舞蹈是紧密联系的。
古希腊抒情诗人西摩尼德（约前556—约前468年）在比较到诗和绘画时指出：绘画是无声的诗，诗歌是有声的绘画。[78]但是，普卢塔克根据他自己的理解，不同意人们将西摩尼德的观点移到诗和舞蹈的比较中来，不同意人们将舞蹈称为无声的诗，把诗称为会说话的舞蹈。因为，西摩尼德的见解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似乎诗里没有绘画，在绘画中也没有一点诗的气息，甚至这两门艺术中没有一门利用哪怕一点点另一门中的东西。”[79]
普卢塔克的这种解释，显然是对西摩尼德的见解的曲解，西摩尼德之所以将绘画称作是无声的诗，所以将诗歌称作是有声的画，正是肯定了诗和画之间的紧密联系。循此，人们也肯定诗和舞蹈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曲解可以撇开不谈，我们这里重视的是普卢塔克本人的观点。他将诗和舞蹈之间的紧密联系，理解为两者融为一体，融合成为“一种单一的作品”：
舞蹈和诗是紧密联系的，并且一方包含着另一方。当它们在称为“希波刻玛”（hyporchema）[80]的那种类型的创作中结合起来时，情况尤其是这样。在那种创作中，结合在一起的这两门艺术，借助于姿势和语词产生了一种单一的作品，成为一种艺术表现。[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