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声称，既然运动是永恒的，就必然有永恒的本体，而一切具体的事物都是有生灭的，所以，永恒的本体不能是具体的事物，只能是另外一类本体“努斯”（nous，理性）。“努斯”的对象就是“善”[30]，它是万物所努力追求要达到的目的。“善”是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的，它本身是完全的现实性，是没有任何运动和变化的，所以是不动的。但它却吸引了万事万物，它们都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善”）而运动。它就是“不动的动者”，万物的最高目的，也就是万物的“第一推动者”。“努斯”（理性）的对象是“善”，“努斯”（理性）自身也是最好的，也就是“善”。就“努斯”（理性）和它的对象同为“善”这一点而言，理性（思维）和它的对象是同一的。因此，“善”或“努斯”（理性）也就是神。这样，亚里士多德也就接受了带有神学色彩的目的论。
亚里士多德还致力于探讨万物的本原问题。在他以前有两种回答：一种是唯物主义的回答，认为本原就是组成事物的物质性元素，从水、气、土、火到“根”，“种子”，一直到原子；另一种是唯心主义的回答，认为本原应该是一般的原则，如“数”、“一”、“存在”、“理念”。亚里士多德将范畴加以区别后，指出所谓本原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成了何者是真正的本体问题。他在《形而上学》中一改原先《范畴篇》中所持的唯物主义观点而转向唯心主义，声称有三类本体：质料、形式，以及由质料和形式相统一而组合成的个别事物。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质料，也就是原先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们所说的物质性的元素。但他认为，将具体事物的各种形式（即各种规定性）一一剥掉，最后才得出无形式的纯粹的质料，即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质料。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有一种非物质性的质料，如在“人”的定义——“两足的动物”中，“动物”（“种”）是质料，“两足的”（“属差”）是形式。所以不能将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质料”，简单地混同于一般所讲的“物质”。他所说的形式，主要是指事物的本质，即决定这个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个事物的东西。最普遍的范畴如“存在”和“一”不能是本体，因为它们不能是任何事物的本质。柏拉图只是为许多个别可感事物肯定了一个同名可知的理念，认为它就是个别事物的本质，认为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理念”。在希腊文中“理念”、“属”、“形式”都是同一个词“eidos”。但亚里士多德超出柏拉图，他不只是空洞地提出了一个没有内容的“人”作为形式，而是为它下了一个定义：“人是两足的动物。”他声称，事物的本质是用公式作出的定义来表述的，“两足的动物”就是人的定义。公式或定义即希腊文的“逻各斯”（1ogos）。
这里，亚里士多德推进了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的人类的认识进程。苏格拉底最早致力于寻求事物的定义，但他只是消极地从对方的对话中找出矛盾，还未积极地求得普遍的定义。而柏拉图只是找到了同名的“理念”，认为，一切美的事物之所以成为美的，是由于它们分有了“美的理念”。这个美的理念究竟是什么东西?柏拉图并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回答。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它只是个空洞的名词，正像一个人要计数，看到被计数的事物太多了，数不过来，就提出另一类东西（即同名的理念），将要被计数的事物增加了一倍，那是毫无用处的。接着，亚里士多德给柏拉图的那个空洞的名词（即理念）以内容，他提出的形式（也就是柏拉图的理念，在希腊文中是同一个词“eidos”）是有内容的，那就是定义。“人的理念”就是：“两足的动物”，或“人是理性的动物”，或“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就是人的本质。探求事物的本质，是各门学科的最重要的任务，它也一直成为西方哲学和各门学科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