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诗人写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固然犯了错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写，达到了艺术的目的（所谓艺术的目的前面已经讲过了[175]），能使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诗更富有惊奇感，那么这个错误是有理由可辩护的。[176]
例如荷马在史诗《伊利亚特》中写到希腊英雄阿喀琉斯在特洛伊城下追赶特洛亚英雄赫克托耳时，向希腊兵士们摇头示意，不让他们向赫克托耳投掷标枪，以免他们夺去他的战功。亚里士多德针对当时左伊罗斯[177]（前4世纪）和其他批评家对荷马的指责，就刻板的模仿说提出他的模仿说的系统观点，强调艺术家应以描绘人物的应当有的面貌为自己的宗旨。他声称艺术家可以不限于描绘人物的实有面貌，而是应该以描绘人物应有的面貌为自己的宗旨。诗人正如肖像画家和肖像雕刻家一样，是模仿的艺术家，所以他的模仿对象，必然是下述三者之一。
过去有的事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178]
作为模仿的对象，这三者都是允许的，并不限于“过去有的事或现在有的事”。比较而言，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是比较接近这种类型的，“欧里庇得斯则按照人的本来样子来描写”[179]。而另一位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则倾向于“按照人应当有的样子来描写”[180]。至于“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更不是来自对现实的刻板的模仿。诗人是创造者，他们对待流传下来的故事固然不得大加变动，否则人们会不相信，但细节的变动是允许的。
对于流传下来的故事，克吕泰涅斯特拉被俄瑞斯忒所杀，厄里费勒为阿尔克迈翁所杀，应不作变动。但诗人们必须有所更新创造，使用一种妥当的方法来处理这些传统故事。[181]
这种观点，同亚里士多德关于神话是悲剧故事来源的学说，以及诗人服从神话传统限度的学说是完全一致的。诗人在脱离传统的神话故事时，如果自己添加的东西违反了神话的基本内容，那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在不超过这个限度之内，亚里士多德允许艺术家进行自由创作，以及增添新的内容。
更其重要的是，艺术家应该创作“应当有的事”。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艺术必须理想化，所以即使描绘不可能的事，也是允许的：“如果诗人所模仿的东西被指责为不真实，他可以这样来反驳：这些东西或许应当如此。”[182]诗人在创作不可能的事物时，一般都应注意理想化的问题，或人们所相信的流行观念：
一般说来，写不可能发生的事，可用如“为了诗的效果”、“比实际更理想”、“人们相信”这些话来辩护。为了获得诗的效果，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像宙克西斯所画的人物，虽不可能有，但是这样画更好，因为画家所画的人物，应比原来的人更美。[183]
从事诗、画等的创作，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机械的模仿，而是要着眼于比现实的事物“更理想”，但必须使人认为是可信的，并又要注意到效果。据说宙克西斯画美女海伦的像时，用五个美女作模特儿，把各人的美集中表现在所画的海伦画像上，所以亚里士多德这里说他画的人物“比原来的人更美”。
每一种艺术都有理想化的潜能。任何一种艺术，创造出的形象都可以或者和常人一样，或者比常人坏，或者比常人更好、更美。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有价值的大师，总是创造比常人更好、更美的形象。他声称，相比较而言，波吕格诺托斯笔下的形象是理想化的，比常人更美，“善于刻画性格”[184]，“笔下的肖像比一般人好；泡宋笔下的肖像比一般人坏；狄奥尼修斯笔下的肖像则恰如一般人。”[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