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论借用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为剧中人物命名与否，诗所描述的事总是带有普遍性的，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关事物的必然性、可然性或本质。这点，是从根本上区别于只叙述个别事项的历史。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既符合他本人一贯的哲学观点，又是他从当时希腊文化的现实的认识中概括出来的，否则是经不住辩驳的。因为，史学著作中记载的，不只是“叙述个别的事”。但是，当时希腊的史学的情况正是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明确地揭示出当时希腊史学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关于历史的意见，这里须得说明一下：这意见只适用于他那时代的人所知道的这种历史——当时的历史著作根本就不是历史而是编年纪。”[194]“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是个讲故事者，就像是过来人在回忆，叙述诚实而有趣但是不相连贯的故事。修昔底德（约前460—约前400年）尽管博学而慎思，但他写作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纯粹是编年纪，所叙述的故事，比希罗多德更少内在联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肯定诗歌之所以有别于历史，在于诗歌“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当时以欧里庇得斯为代表的“最能产生悲剧效果的诗人”[195]，已经不再拘泥于传统神话，他的作品中对于神话的自由解释和艺术加工，有时甚至已达到脱离和超出传统神话的地步。例如，他在公元前415年发表得奖的悲剧《特洛亚妇女》中，大胆地表现了墨涅拉俄斯命奴隶揪住海伦的头发，把她从阿伽门农的帐篷里拖出来的场面。过了三年在写另一部悲剧《海伦》时，则把海伦（墨涅拉俄斯的妻子），写成一个善良的女性。显示出这位伟大的悲剧诗人，对神话的自由处理，是符合当时艺术的精神的。他有时甚至还把神话的两种传说，大胆地糅合在一起，以致观众或读者难以索解。例如，读者们就难以弄清楚悲剧《腓尼基妇女》，其中女主角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最终究竟是留下来埋葬兄弟波吕涅克斯呢，还是追随父亲流亡到国外去了。[196]
亚里士多德揭示诗（可以泛指一切艺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不是从先验的思辨中推论出来的，而是针对欧里庇得斯等悲剧诗人的创作实践，从哲学上作出的高度概括，上升到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高度。以致被认为“在美学思想史上是他第一个论证了艺术的认识价值的命题的”[197]。甚至，对亚里士多德并不总是能作出公允评价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无夸张地认为：“亚里士多德为艺术说的公道话，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即认为艺术高于科学（当然不是高于他自己的专门科学）。”[198]
亚里士多德这里总结和揭示出来的包括诗歌在内的感性艺术形象具有哲学意义的观点，是与柏拉图根本对立的。其实质正如鲍桑葵所揭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了柏拉图所完全没有认识到的艺术中的理想。”[199]
实质上亚里士多德在美学史和文艺理论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典型性的理论，尽管他并未使用“typos”（典型）这个专门术语，但是他所讲的正是人们所理解的典型性的属性。文学艺术家通过个别的、特殊的艺术形象，体现出生活中某些有普遍意义的特征，对后世的有关理论有深远的影响。贺拉斯认为典型的普遍性，是数量上的总结或统计上的平均数。法国18世纪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家布瓦塔则认为，类型是表现普遍人性的东西。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则认为，美就是最普遍、最有代表性的东西的集合。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奠基人康德则认为，典型性是某种统计数字的平均数。随着近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进一步重视人的自身价值，典型性逐渐由典型说转向典型性格说，强调人的个性特征，直到恩格斯，才进一步将这种观点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将典型性格同典型环境结合起来，从而为典型性充实了新的内容。
七 文艺创作：生活、天才、迷狂、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