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喜剧模仿的是“比较坏的人”或“下劣的人”[269]，但是，作为模仿须采用这三种种差（即对象、媒介、方式），史诗诗人荷马、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之间，并无根本差别：
索福克勒斯在某一点上是和荷马同类的模仿者，因为都模仿好人；而在另一点上却和阿里斯托芬属于同类，因为都借人物的动作来模仿。有人说，这些作品之所以称为“drama”，就是因为借人物的动作来模仿。[270]
喜剧和悲剧，所描述的情节都带有普遍性，这点上也是一致的，以此与叙述个别的事的历史相区别开来，所模仿再现的是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先追求这个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但在如何起名字上，喜剧和悲剧是有区别的：
喜剧诗人先按照可然律组织情节，然后给人物任意起些名字，而不是像写讽刺剧的诗人那样，写个别的人。在悲剧中，诗人们却坚持采用历史人名，理由是，可能的事是可信的。未曾发生的事，我们还难以相信是可能的，但已发生的事，我们却相信显然是可能的，因为不可能的事不会发生。[271]
喜剧和悲剧都是模仿再现带有普遍性的人物行动（情节），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再现，这点两者是共同的，都是现实主义的，都是现实的本质的再现。但在给人物起名字上则是有区别的，悲剧是“坚持采用历史人名”。所谓“采用历史人名”，意指是按神话、传统的人物来给悲剧人物取名，但依然无损于这种悲剧是现实主义的，这点在前面“文艺创作”部分已经讨论过了。喜剧人物的名字则是“任意起”的，甚至任意到按当时的真人起名，例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其中主要人物就是当时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此外，阿里斯托芬的代表作之一《骑士》，将雅典公民群众的化身的老年的主人起名为“德谟斯”（意指公民），以他的管家帕佛拉工影射当时著名的蛊惑家克莱翁（前422年去世）。全剧人物固然以假名来影射诗人，但在歌队的唱词中则直接点了克莱翁的名：“只要克莱翁哪一天倒下去，哪一天的时光对于全体在场人和那些正要前来的人说来，便是最甜蜜不过。”[272]以致刚上台当政的克莱翁在盛怒之下提议要褫夺阿里斯托芬的公民权，可是当时的公民议会没有批准这个提案。但该剧演出时，据说演员不敢戴克莱翁的面具，因此这个角色是由阿里斯托芬自己扮演的。
由此也足以说明，尽管喜剧与悲剧在具体模仿的对象、媒介、方式上有区别，但是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本质是一致的。然而，喜剧和悲剧在具体使用的手段上是有区别的：“悲剧和喜剧，它们使用所有业已谈过的那些手段，如节奏、旋律和韵律。差别就在于有些艺术同时使用所有这些手段，而有些艺术则交替使用这些手段的某一部分，我把使各种艺术相互区别开来的东西称为模仿的手段。”[273]作为悲剧模仿手段的言词歌曲，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有所讨论，但喜剧的模仿手段则在《诗学》中并未进行具体讨论，只是在《修辞学》有所涉及而已。将喜剧诗人和那些爱嘲弄人的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专爱就周围人的错误搬弄是非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讲人坏话和向人张扬的人”[274]。喜剧人物在言词上“讲坏话和向人张扬”，同他们作为人物，“比一般人坏”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