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首先要追求这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即诗人要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布置情节。至于“个别的事”则是指某个具体的人（如阿尔基比亚德）。至于这点如何体现在喜剧、悲剧、讽刺剧中，则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同一类型的悲剧中，也各个不同。由此可见，诗的创作者，与其说他是韵文的创作者，毋宁说他是情节的创作者。因为，诗人之所以称其为诗的创作者，是因为他能模仿，而他所模仿的就是行动。即便诗人写的是已经发生的事，仍不失为是诗的创作者，因为某些已经发生的事（史事），既然合乎可然律，则根据这些事构成的情节，也就合乎可然律；一个人所创造的情节合乎可然律，那么他就是“诗的创作者”。第四，情节“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
前面所讲的诗的情节的完整与规模、情节的有机统一、情节要体现普遍性，都是针对诗的创作本身而言。接着，亚里士多德进而讨论情节的客观效果，他强调诗人凭借模仿再现而创作的情节（行动），要能引起观众的恐惧与怜悯之情：
悲剧所模仿的行动，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更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样的事件比自然发生，即偶然发生的事件，更为惊人（甚至偶然发生的事件，如果似有用意，似乎也非常惊人……），这样的情节比较好。[233]
亚里士多德高度重视悲剧的情节，要能引起观众的恐惧与怜悯。不但在这里的第九章，而且在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章等处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
在第十一章专门讨论情节的突转与认识时谈到，情节的三个组成成分是：突转、发现和苦难。“突转”，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向；“发现”，指人物的被发现，有时只是一个人物被另一个人物发现，有时是双方互相发现。当“发现与突转同时出现的时候，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亚里士多德声称，根据他所下的有关悲剧的定义，悲剧所模仿再现的正是能产生这种效果的行动，而人物的幸福与不幸也是由于这种行动。[234]
在第十三章专门讨论悲剧人物时，又涉及恐惧和怜悯。亚里士多德声称，诗人在安排情节时，要考虑到悲剧的效果是怎样产生的。这就要注意到悲剧的结构，最完美的悲剧的结构，不应该是简单的，而应该是复杂的，“而且应模仿足以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的事件”[235]。也就是说，比较而言，复杂的情节最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这正是诗这种模仿艺术的特征。要达到这点：（1）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2）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符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3）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因为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只有按照正确的原则写成的悲剧，才最能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之情，这就与布局密切相关的。欧里庇得斯是最能产生悲剧效果的诗人，虽然他在别的方面手法不高明。[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