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不只一次地提到音乐是一门知识[291]，而且是一门特殊的知识[292]。但它作为一门模仿、表现、再现的艺术，有它不同于其他模仿艺术的特点，它是模仿人生的感情和人类的性格的。这点，他在《政治学》第八卷第五章中，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他声称，音乐是一种模仿，它能激动人的情性。当人们听到模仿的声音时，即使没有节奏和曲调，往往也不能不为之动情。人们可以从音乐的本性中获得比普通的快乐（快感）更为崇高的体验，音乐对性情和灵魂起到陶冶作用，人们的性情正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韵律而有了种种改变，奥林帕斯的歌曲尤其是这样，能造成灵魂的亢奋，这种亢奋是灵魂性情方面的一种**。音乐的这种模仿，其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节奏和曲调模仿忿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所有与此相反的性格，还有其他一些性格。其效果十分明显，灵魂在倾听之际往往是**起伏。在仿照的形象面前感到痛苦或快乐，与身临其境面对真实事物的感受几乎相同，好比一个人面对某人的雕像时，倘若仅仅因其优美的造型而不因别的缘故而生欣喜，他在亲睹雕像所仿照的原型时，也必定会同样感到欣喜。[293]
至于其他的感觉，如触觉和味觉，那是不能模仿性格的。甚至连视觉也是难以比拟的，人们在观看事物时，有几分仿照的关系，因为所见的物是事物的形象，但也只不过是很小程度上的仿照，并非全部事物进入到视觉中。而且，形象和颜色这类派生的视觉印象，并不是与性格相同的东西，只是性格的表征而已，即只是对**状态的模仿。而旋律本身就是对性格的模仿，对灵魂有强烈的震撼作用：
旋律自身就是对性格的模仿，这一点十分明显，各种曲调本性迥异，人们在欣赏每一支乐曲时的心境也就迥然不同，有一些曲调令人悲郁，例如吕底亚混合调。有一些令人心旌摇曳，例如轻松的曲调。另有一些令人神凝气和，似乎只有多利斯调才有这样的效果，弗里基亚调则令人热情勃发……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可以说与人心息息相通，因此一些有智慧的人说灵魂就是一支旋律，另一些则说灵魂蕴藏着旋律。[294]
也正因为音乐作为模仿的听觉艺术，对人的性格和灵魂有如此巨大的无可比拟的柞用，所以亚里士多德高度重视音乐对人的心理和整个社会的作用。
第二，音乐的构成及其在悲剧中的作用。
托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论宇宙》的作者，在讨论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时讲到，音乐同样也是由对立的本原构成的。他声称，自然喜爱相反的东西，正是从相反的东西中，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中，才求得到和谐。就像自然把雌与雄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使每对相同性别的东西相结合的一样，作为模仿的艺术的音乐也同样如此。[295]这些见解，虽然并非直接出自亚里士多德的手笔，但将音乐看作是高音与低音、长音与短音的和谐的观点，则是与他的一般观点是一致的，因此这则记载是有参考价值的。
亚里士多德还联系其他文艺形式，讨论音乐在其中的作用。在讨论悲剧和史诗时已经揭示过，他将歌曲看作是悲剧的六大成分之一，并将音乐看作是悲剧的一个不平凡的成分，它最能加强我们的快感，从而成为构成悲剧胜过史诗的因素之一。这点，在前面也已讨论过了。
第三，不同乐调及其特征。
古希腊的音乐，往往随流行的地区而得名，每一地区的音乐，像中国古代的“郑声”、“秦声”、“楚声”等那样，各有它的特殊风格和特殊的伦理性质。大体分为四种：（1）吕底亚调，出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其特点是柔缓哀婉；（2）伊奥尼亚调，出自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伊奥尼亚，其特点是柔缓缠绵；（3）多利斯调，出自希腊本土北部的多利斯，其特点是简单、严肃、激昂；（4）弗里基亚调，出自小亚细亚的弗里基亚，该地的音乐发达最早，对希腊音乐的影响也最大，它的特点是战斗意味很强。[296]
亚里士多德像柏拉图一样，对这些乐调进行了具体讨论，但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亚里士多德尤其不同意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只肯定弗里基亚调的观点。
就吕底亚调而言，其特征确是柔缓，柏拉图认为这种乐调听来使人如入醉乡，所以不宜用作教育。[297]亚里士多德则声称，老年人年老气衰不能再唱高音乐调，只能低吟轻柔的乐调。所以他同意人们对柏拉图这种片面观点的批评，因为，“我们应该想到年华荏苒，人生终必衰老，那时就愿有低柔的乐调和音节，而且它对少年的音乐教育也是合适的”：“对于儿童们，凡内含有益的教训并可培养美感（kosmon）[298]的曲调就应该一律教授，而吕底亚调则两者兼胜，尤为相宜。”[299]
就多利斯调而言，这种乐调的魅力在于能使人神凝气和，听者未及终曲就感到热忱奋发，受到鼓舞。一般公认多利斯调最为庄重，特别适于表现勇毅的性格。亚里士多德也肯定多利斯调，但他是从中道观点出发肯定这种乐调的。他声称，万物都是过犹不及，因此我们应该遵循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多利斯调正是诸调间的中调，所以在少年们的音乐教育中应用多利斯调的音节和歌词最为相宜。[300]
就弗里基亚调而言，其特征是使听者兴奋，从而进入狂欢状态。它和多利斯调是两种不同的乐调，尽管它们是同样一些音符编配的。[301]听者听弗里基亚调，未及曲终，就感到热忱奋发，鼓舞起来了。[302]他声称，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在多利斯调外只选取弗里基亚调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反对笛声在先，后来却又肯定弗里基亚调，更其是谬误的。由于后者和其他乐调相比较，犹如笛管之于其他乐器，“两者都以凄楚激越，动人情感著称”[303]。由此可见，柏拉图明显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由笛管吹出的笛声也就是凄楚激越动人的弗里基亚调。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就音乐的心理作用和社会作用，进行过深入的讨论。这些将在下一节一并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