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四卷第八章，讨论到消闲和娱乐中的中道时，对喜剧言词的特征有所涉及。亚里士多德声称，消闲和娱乐是一种交往，在其中同样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道。把玩笑开得太过分就变成戏弄，而一点玩笑也不开的人实属呆板。那些玩笑开得有分寸的人，这种中间品质称为圆通或机智。它之所以为机智，因为有触景生情、见机行事的本领，之所以为圆通，因为不论说什么、听什么都合乎分寸，都中人意。这种言词上的特征，在喜剧中也有所表现，但在旧喜剧和新喜剧中的表现形式是有区别的：
高贵的人所开的玩笑和俗流之辈不同，受过教育的人所开的玩笑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不同。这种区别，我们在旧喜剧和新喜剧[275]之间也能看到。在前者，剧作家为了取笑而讲一些粗鄙的语言，在后者，妙趣横生的语言则更令人发笑。这种区别在语言的分寸上同样存在。[276]
旧喜剧和新喜剧中人物的言词在为了取笑和使人发笑上是一致的，但旧喜剧是凭借“粗鄙的语言”，新喜剧则凭借“妙趣横生的语言”。
由于亚里士多德将喜剧看作是所模仿的人物“比一般人坏”，将喜剧诗人看作是“比较轻浮的人”，模仿的是“下劣的人的行动”，所以在总体上喜剧的评价远不如悲剧。至于作为模仿艺术的喜剧能引起观众的快感，亚里士多德则是肯定的。但是，随喜剧的观赏而获得的快感，是否能像悲剧一样导致“情感得到净化”，这至关紧要之点，他未曾讨论到，我们也无从加以评论。
三 史诗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史诗作为一种模仿形式与悲剧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他对史诗的讨论，集中在它与悲剧的同和异上，最后得出结论是悲剧高于史诗。在这点上是与柏拉图对立的。
柏拉图在《法篇》第二卷讲到，人们参加节日欢庆欣赏有关节目时，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节目获得各自的快感。小孩子会把锦标判给傀儡戏，较大的孩子们会拥护喜剧，受过教育的妇女和年轻人乃至一般人都会投悲剧的票。而作为柏拉图的代言人的雅典客人则推崇史诗。亚里士多德声称：我们老年人感到最大的乐趣是听一位诵诗人朗诵《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或是一篇赫西奥德的诗，我们会判定史诗诗人是胜利者。唯独老年人的判定为最高明，因为老年人的见解，远比现在世上任何人的见解都高明。[277]
这里，我们不一般地讨论亚里士多德对史诗的一般观点，而集中讨论史诗和悲剧的相同、相异及悲剧所以高于史诗这三个问题。
第一，史诗和悲剧的相同。
就史诗与悲剧相同之处而言，最根本的一点是在于情节的整一，并也以此而与历史记载区别开来：
史诗的情节也应像悲剧的情节那样，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环绕着一个整一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这样它才能像一个完整的活东西，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显然，史诗不应像历史那样结构，历史不能只记载一个行动，而必须记载一个时期，即这个时期内所发生的涉及一个人或一些人的一切事件，它们之间只有偶然的联系。[278]
这里亚里士多德重申原先的观点，作为史诗和悲剧的共同特征是表现有机统一整体的情节[279]；它们区别于历史记载的特征，除了第九章中已经申述过的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项外，它们在结构上尚有区别。历史不但只记载个别的事，而且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发生的，彼此间只有偶然联系的一切事件。但以荷马为代表的具有“天赋的才能”的史诗诗人，不是像其他史诗诗人那样，同编年史家一样，都描写一个时期的所有的事件，而是“只选择其中一部分，而把许多别的部分作为穿插”[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