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悲剧和史诗的，此外还涉及了喜剧，但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悲剧、史诗、喜剧、音乐，对整个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形成起到标志性的划时代的伟大作用。德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莱辛（1729—1781年）在其1768年4月19日的汉堡剧评中，曾对这部《诗学》的形成及伟大的意义，及其对自己的戏剧理论的影响，作出了如下生动的阐述：
我之所以没有陷入谬误，没有误解戏剧艺术的本质，是因为我对它的理解，完全像亚里士多德根据希腊舞台上大量优秀作品所总结出来的结论那样。我并不否认（我岂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人耻笑!）我把《诗学》视为一部可靠的著作，像欧几里得定理一样可靠。[213]
从而表明，亚里士多德正是根据当时希腊舞台上演出的剧本，从理论上总结出《诗学》这部伟大著作来的。以后狄德罗（1713—1784年）和莱辛等也以亚里士多德为楷模，进行了相类似的工作，从而相继推动了美学—文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 悲剧
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了诗起源于模仿后，接着就讨论悲剧和喜剧的起源。他声称，“诗由于固有的性质不同而分为两种”[214]。这里所谓的“性质不同”，或指由于所模仿的对象不同而分为两种，或指由于诗人的个性不同而分为两种。从接着的词句看，似是指“诗人的个性”：（1）比较严肃的人模仿高尚的行动，即高尚人的行动；（2）比较轻浮的人则模仿下劣的人的行动。这里将悲剧诗人和喜剧诗人截然分开是符合当时希腊戏剧创作的实际情况的，悲剧诗人一般不创作喜剧，反之亦然。但他将它们归结为“诗人的个性”则未必是正确的，正如他自己所高度颂扬的荷马，就既创作了类似悲剧的《伊利亚特》，又创作了类似喜剧的《愚人歌》。证之以后戏剧艺术的发展，以作家的品性去解释他创作的戏剧的特征，更是难以成立的。例如，莎士比亚既创作了著名的喜剧《驯悍记》、《维洛那二绅士》、《爱的徒劳》、《无事生非》、《仲夏夜之梦》等，又创作了著名的悲剧《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麦克白》等，但亚里士多德对这两种戏剧形式的起源等的探讨却是有价值的。
悲剧和喜剧，相继是从史诗和讽刺诗发展而来的。较之史诗和讽刺诗，悲剧和喜剧“是更重要、更可贵的艺术形式”[215]。两者，起初不过是从临时口占即兴之作发展而来的。
就悲剧而言，创自酒神颂的领唱者，后来逐渐演进，不断出现新的因素，经历演变和得到发展，但当它“具有了它自身的性质”，即采用对话和适合口语的短长节奏等，此后就不再发展了。[216]
就喜剧而言，它“创自崇阳歌的领唱者，崇阳歌至今还流行于许多城市，成为风习”[217]。即喜剧来自**崇拜歌的引子。
亚里士多德这段关于古希腊悲剧和喜剧演变的历史叙述，成为了解古希腊戏剧演变的最早的史料记载。接着他就具体讨论有关喜剧、悲剧和史诗等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从人性论出发，认为个性比较庄重或严肃的诗人，模仿高尚的行为，即高尚的人的行为，从而创作了悲剧。并给悲剧下了一个闻名遐迩的定义：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