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到，柏拉图对传统的文艺持剧烈的批判态度，但他又高度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随着他的哲学观点的演变以及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前后的观点有显著的变化。柏拉图前期（中期）以《国家篇》为代表，对传统文艺几乎持全盘否定态度，“把诗驱逐出理想国”[260]，在晚期的《法篇》中，则在坚持严格的检查制度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接受文艺。这一切都以其是否符合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的理想为依归，即以是否符合他所设定的那种理想城邦的目的为依归。
一 哲学和诗歌的争吵
柏拉图对传统文艺的社会功能的审察，是从哲学高度出发的。他声称，当初之所以主张将诗逐出理想国，不是出于简单粗暴，而是有充分理由的，不是他个人杜撰的，“哲学和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261]。
的确，古希腊传统中有些哲学家，对传统的文学艺术持否定的态度，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爱利亚学派的先驱塞诺芬尼（约前570—约前470年）和赫拉克利特。
塞诺芬尼从理性的观点出发，对传统的宗教和价值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持批判的态度。在其《哀歌》中，强调诗歌要颂扬神明：“首先聪明的人们，必须用神圣的歌词和纯洁的语言颂赞神明。然后奠酒并且祈请神明赐予力量，使人们能够做得允当（因为恳求这种力量是首先要做的事情），不要有一个人喝得过量，只要不太老，人人都能不用搀扶回到家门。”[262]但反对颂扬异端的神祇：“不要歌颂提坦诸神、巨人或半人半兽的怪物们的斗争，这些都是古代人的虚构，也不要去管那些纷乱的争吵，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平安吉庆。而要时时对神灵崇敬，这才是可贵的事情。”[263]
在《讽刺诗》中，对以荷马为代表的诗人持剧烈批判观点。他承认，长期以来荷马的诗篇对人们有重大持久的影响，“从最初的时候起，所有的人都向荷马学习”[264]。但是荷马等都是将人间的败德加到神灵身上：“荷马和赫西奥德把人间认为是无耻丑行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偷盗、**、彼此欺诈。”[265]
这里，塞诺芬尼主要从维护道德伦理的立场出发，谴责荷马和赫西奥德，从这点上讲，他是反现实主义的，因为这些“无耻丑行”无非是人间的现实的反映而已。此外，塞诺芬尼的神，已经不是世俗或宗教意义上拟人化的神，而是人类认识的最高抽象意义上的那种本体，即后来巴门尼德提出的“存在”。塞诺芬尼声称，他所讲的神，是唯一的神，是神灵和人类中间最伟大的，在形体上和思想上都不像凡人，“神是全视、全知、全听的”[266]。因此，从保存下来的残篇看，塞诺芬尼尚未从哲学上系统批判传统文学艺术，则是露出这种哲学批判的端倪。塞诺芬尼从伦理道德以及初露端倪的对传统文艺的批判，以后都由柏拉图继承下来，并加以系统化。
赫拉克利特对以荷马和赫西奥德为代表的传统诗篇，持更为极端的否定观点。从现存的残篇分析，赫拉克利特是更多地从他自己的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来批评传统的诗人的。他在第四十则残篇中讲到，“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否则博学就已经使赫西奥德、毕达哥拉斯以及塞诺芬尼[267]和赫克泰乌[268]（前6世纪—前5世纪）智慧了。第五十七则残篇中指出，赫西奥德是多数人的老师，人们深信他知道得最多，可是他不懂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但是他却不知道日和夜，其实这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