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拉斯对罗马帝国开创后出现的新时代，或多或少是有所意识的。随着内战的结束，罗马帝国的建立，奥古斯都根据罗马从奴隶制城邦发展成庞大奴隶制帝国这一基本变化，对原有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政治制度作出了改革，并采取了一系列顺乎形势的内外政策，开创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创造了一定条件，从而使罗马奴隶占有制社会臻于鼎盛。诗人在致这位皇帝的书信中，不是毫无根据地颂扬他的治理胜过希腊：
但陛下圣寿无疆，普天下万民敬畏，
用您的令名宣誓，立宗庙馨香顶礼，
承认古往今来谁也不能同您媲美。
您的臣民在这方面可谓聪明正直，
尊您为万民之主，远胜希腊的揆席。[31]
诗人这样颂扬奥古斯都的功绩，不能说是纯粹出于谄媚，因为从贺拉斯毕生的言行来看，他还是坚持个人人格的相对独立和自尊的。他确是意识到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国家创造了超过古希腊的业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当时在其他方面流行的崇古非今，崇希腊非罗马的“准尺”表示强烈的不满：
但是在其他方面却用不同的准尺：
除了过往的光华，一去不返的东西，
今日的一切成就，他们都弃如敝屣，
怀抱着吊古热情，迷恋于断碣颓碑。[32]
特别表示愤慨的是，有人甚至将罗马古老的十二铜表法、宗教法典、文艺作品等文化创制，归结为来自古希腊的诗神的启示：“硬说是诗神缪斯在阿尔斑山岗上的启示。”[33]正是基于这种要求，他着眼于制定与罗马帝国文治武功相配的独立的民族文化形态的理论，诗人探讨了古和今、希腊和罗马、传统和继承、继承和创新间的关系。
一 传统和创新
诗人的这项讨论，既有上述宏观上的时代背景，又与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当时有人指责他的《长短句集》和《歌集》缺乏创造性，仅仅是希腊范本的模仿时，他在有关的书信中进行申辩，声称：他的诗作不是粗鄙和奴隶般的模仿，而是遵循伟大希腊诗人们运用的准则。[34]
的确，贺拉斯的诗歌虽然继承了希腊的传统，但也不是机械的模仿，具有他自己的鲜明的特色。就其讽刺诗来讲，是对当代罗马社会进行温文尔雅和娱人的讽刺，试图以斯文的笑声而不是激烈的谴责，以推动对罗马社会种种陋习进行改革，充满魅力和温和的人情味。他从而成为罗马讽刺诗的创始人，这类讽刺因而得名为“贺拉斯式讽刺”。就其颂歌体诗歌来讲，也有其独特的特色。内容往往是写给友人的，专谈友谊、爱情。在把早期希腊抒情诗介绍到拉丁诗歌中的同时，改动希腊诗的格律使之适应拉丁语，成为正规的格律，并用它写出罗马化的诗篇，尽管所用的格律不大自然，不大超脱，但却仍能给人以优美和庄重之感。他告诫拉丁语作家，不要试图去仿效古希腊诗人品达罗斯。贺拉斯的《歌集》每节两到四行，现已普遍称之为“颂歌”，同品达罗斯那种热情充沛和才华横溢的颂歌根本不同。贺拉斯的格调通常是严肃和冷静的，往往带有讽刺和感伤的味道，有时也还带有一点文雅的幽默。他的合理的享乐主义和个人魅力，以及用格言表达的哲理和经过精心构思的完美，使他成为继维吉尔以后最重要的古罗马诗人。后来，当人们重视措词的贴切更甚于想象和自发性时，贺拉斯的诗歌就受到珍视和模仿。17世纪法国布瓦洛和拉封丹就保持了贺拉斯的这种传统。英国新古典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德莱顿（1631—1700年）在他的《抒情诗与田园诗》（1606年）中，就承认他得益于贺拉斯。其他英国的本·琼森（1572—1637年）等、意大利的莱奥帕尔迪（1798—1837年）等又恢复起贺拉斯的这种诗风。直到浪漫主义兴起时期，诗人们才又转去模仿古希腊品达罗斯的颂歌风格。
贺拉斯正是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以及罗马诗人长期以来取得的成果，强调要学习希腊和继承希腊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