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人心之所以耗损殆尽，全是由于心灵的冷漠，除了少数人外，大家都在冷漠中虚度一生，既不奋发有为，又无雄心壮志，除非是为了博人赞美和追求享乐，但永不是出于热情的和高尚的动机造福世人。[88]
综上所述，朗吉弩斯以批判的形式揭示当时之所以没有出现“真正崇高的和极其伟大的天才”，归因于没有健全的政治制度，以及满怀热情的和高尚动机造福世人的精神世界。这些观点，显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三 文艺的审美鉴赏情趣
古希腊自苏格拉底以来就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就苏格拉底而言，其美学思想是从属于其政治、伦理理想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较之柏拉图有显著的区别，除了一再强调寓教于乐外，甚至还肯定文艺的独立的审美功能，但并未就此作出深入的进一步论证和发挥。贺拉斯虽然也认识到文艺的情感效果，但他的文艺理论却是偏重传统法则和理智判断的，强调文艺的双重功能，即教益和娱乐的功能。由于他和罗马帝国宫廷的关系密切，所以在两者之中，更其偏重“寓教”的功能。
朗吉弩斯对文艺的功能提出了迥异于前人的见解。他不仅没有追随柏拉图，也没有追随贺拉斯，而是进一步推进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文艺的独特的审美功能：
不平凡的文章，对听众所产生的效果不是说服而是狂喜，奇特的文章永远比只有说服力或是只能提供娱乐的东西具有更大的感动力。[89]
值得注意的是，朗吉弩斯这里不仅不提文章的“寓教”或为政治服务等陈词滥调，而且也明确与传统的修辞学的主要功能，即散文演说的“说服”（“劝说”）功能分道扬镳，而是强调文章对听众、读者所起到的在心理、情感上的“狂喜”作用。所谓“狂喜”，就是使读者或听众感动到惊心动魄，情感白热化，精神高度亢奋，几乎失去自我控制的精神状态。它比之从文艺作品获得“娱乐”或“乐趣”要远为深刻和强烈得多。朗吉弩斯所要求于文艺所起的作用，远不是平淡无奇不痛不痒的作用，而是伟大崇高的思想和风格，深厚的感情，是雄伟的气魄和力量，是狂飙闪电似的审美情趣：
崇高风格到了紧要关头，像剑一样突然脱鞘而出，像闪电一样把所碰到的一切劈得粉碎，这就把作者的全副力量在一闪耀之中完全显现出来。[90]
这种重视文艺审美情趣的观点，可以说是贯彻在他的整部《论崇高》之中，也正是这种根本特征显示他由贺拉斯的粗浅的现实主义倾向，转到要求精神气魄宏伟的浪漫主义倾向。这种强调文艺的审美情趣的观点，在他这部著作的第一篇绪论第一章“崇高的感染力”中，一开头就提出来的，足见他对文艺的审美鉴赏功能的高度重视。
最后要顺便提及，朗吉弩斯并非不清楚文艺的政治作用。正是在他讨论上述文艺审美鉴赏功能之前，他就提到他的美学—文学理论和政治家的关系：
我也得看看，我的见解对于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是否真的有用。[91]
这点，他在第四十四章中是作出了回答的，正如上面讨论过的那样，实际上是向罗马帝国的统治集团提出了抗议或警告：在没有政治和民主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出现“真正崇高的和极其伟大的天才”，因此也谈不到出现崇高风格的文艺作品。由此可以得出两类结论：一类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不要去干预从事文艺创作的作家，让他们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天赋，自由地从事创作；另一类是，确立自由的民主的政治制度，才有利于培养出“真正崇高的和极其伟大的天才”，从而创作出具有伟大风格的文艺作品。贯彻在其中的中心观点是，文艺并非是从属于某种政治目的的单纯的工具，文艺有它独立的审美鉴赏价值。
[1] 史密斯、帕克斯编：《伟大的批评家：文学批评编年选集》，62页，纽约，1951。
[2]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