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吉弩斯还就文艺所赖以发展的主观精神因素和客观的社会因素，以及它的作用进行了探讨。[82]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首先要注意到朗吉弩斯特定的处境。当时希腊早已被罗马共和国所灭亡，他所处身的罗马帝国推行的是专制镇压的强权政治，作为在罗马谋生的修辞学教师，在政治观点上不可能直抒己见，否则就要遭到迫害甚至杀身之祸。所以，他有时不得不使用曲笔，甚至作为表面上是被批判的观点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
一 文艺和政治自由
朗吉弩斯借某个哲学家的名义，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当今这个时代固然有些人才，他们极有说服力和政治才能，聪明而又多能，尤其富于文学的感染力，那么为什么除了绝少的例外，至今却没有出现真正崇高的和极其伟大的天才?以致感叹，“举世茫茫，众生芸芸，唯独无伟大的文学”[83]。
接着他借着人们相信的“老生常谈”来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政治制度，文学的天才同民主政治密切相关。他认为，民主制度是伟大天才的好保姆，有无卓越的文才一般是与民主制度的盛衰相联系的。因为，只有自由才能培养有能者的智力，感发他们高尚的希望，只有自由才能培养彼此竞争的精神和争取高位的雄心，只有自由的共和国，才能给人以奖励，演讲家的智力才能不断得到锻炼和磨砺，并因此而能促进国家的发展，“当时就与照耀国家大事的自由共放光辉”[84]。这使人想起以往古希腊的光辉的伯里克利时代。
相比之下，“今日”则不然，从童年起受到的是社会的奴性教育，从小开始心灵就在这种教育中被培养起来，因此从来没有品尝过辩才的最美好、最丰富的源泉——自由。结果培养出来的人，“没有表现什么天才，只有谄媚之才”[85]。
朗吉努斯进一步声称，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是处于奴隶的状态，奴隶尽管偶尔或有其他才能，但没有一个奴隶能成为演讲家。因为言论不自由和惯于挨打的囚徒之感，往往在奴隶的心中浮现。并借荷马之口，提出强烈的抗议：“一旦为奴，就失掉一半人的价值。”[86]最后他指出，人失去自由被迫处于受奴役状态，就不可能有健全的心灵，也根本谈不到文艺创作：
所以，假如我所闻是实，那些豢养所谓侏儒或矮子的铁笼，不但阻碍被囚者的成长，而且，由于压抑其肉体的桎梏，他甚至日渐变得短小。同样，任何奴隶状态，不论它如何合理，都可以比作心灵的铁笼，人人的监狱。[87]
这是朗吉弩斯对当时罗马帝国政府对人民进行高压统治的强烈控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心灵完全失去了自由，伟大的崇高人格是难以成长起来的，因而伟大的崇高风格的作品也难以创作出来。
二 文艺和健全的心灵
除了缺乏政治自由从而妨碍伟大天才的成长外，还应归咎于人们热衷于追求利欲。
朗吉弩斯声称，天才之所以被败坏，更应归咎于内心的无穷无尽的祸乱，尤其是那些今日占据着**着我们生活的利欲。因为，追求利欲是人人都受其害的痼疾，况且奢欲的奴役，使人们的身心陷于深渊之中。过分爱金钱成了使人萎靡不振的痼疾，而追求享乐使人成为最卑鄙龌龊的。这样，人们热衷于追求“浮夸”、“虚荣”、“奢侈”，人们的心灵就受到残忍的暴君“骄横”、“枉法”、“无耻”的统治，结果人们的心灵也就堕落了，再也不向上追求，再也不关心自己的名誉，生活在堕落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人们的心灵的健康成长受到妨碍，灵魂中的伟大品质开始衰退、凋萎而枯槁，无视灵魂的发展，为了牟利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在这种堕落的环境之中，“一切伟大的、永垂不朽的事物”，是难以得到公正对待的。
最后他大声疾呼，人们要奋起精神，发扬热情和高尚的动机，重新确立健全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