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金斯在讨论到公元前1世纪时著名修辞学家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时，认为他在文学批评中使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以及历史比较法。[61]将这种论断用到朗吉弩斯身上同样也是恰如其分的，除了上面已经讨论过的归纳法外，历史比较法同样也渗透在其美学—文学批判理论中。
首先是历史的比较。
朗吉弩斯对《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的分析可以说是一个典范。特别是近代以来，这两部史诗是否同一位诗人荷马的作品，一直是西方研究荷马的学者们热烈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两部史诗在内容描写上有些不同，好像不是同一时代人的作品，也有人认为这两部史诗文字风格上相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
这个问题，早在两千年前就引起了朗吉弩斯的注意，他将《奥德修纪》看作是《伊利亚特》的“跋诗”：
我认为，《伊利亚特》写于诗人才华的全盛时代，全篇生意蓬勃，富有戏剧性的动作，而《奥德修纪》则以叙事为主，这是暮年老境的征候。所以，在《奥德修纪》，你可以把荷马比拟落日，壮观犹存，但光华已逝了。因为他在这部史诗中再不能保持《伊利亚特》诗章所特有的那种调子，那永远不会流于平凡的崇高，那情节相继川流不息的发展，那瞬息千变的政治生活的描写，那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意象的丰富性，反之，宛若退潮的沧海回到它的境界，在周围崖岸中波平如镜，所以我们看到荷马的伟大才华的落潮，他逍遥于荒诞无稽的野火奇谈的领域了。[62]
也就是说这两部作品的风格截然不同，写作于晚年的《奥德修纪》表明诗人“显得‘江郎’才尽”，伟大的天才已经衰退，陷入老年人爱讲故事的习性。根据风格的演变和不同，来判定某个作家著作年代的先后，这种方法，人们至今仍是经常采用的。
其次是特征的比较。
朗吉弩斯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旧约·创世记》的神的描写进行比较，声称，荷马在缕述神灵的受伤、争吵、复仇、流泪、囚禁等许许多多的苦难时，“他竭力把《伊利亚特》中的人写成神，神写成人”。然而人类虽然不幸，死还是苦难的终结，所谓“苦海的归港”，但是，荷马却使得神灵不但享得永生而且遭受永劫。但是《旧约·创世记》中，摩西所写的神则是全能的，与荷马史诗中的神大不一样：“上帝说什么呢?‘要有光，于是有光；要有大地，于是有大地’。”[63]尽管，朗吉弩斯并未就此展开讨论，但确是揭示了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神灵观念上的本质区别。
朗吉弩斯指出，罗马的西塞罗和希腊的德摩斯提尼这两位雄辩家都有雄浑的气魄，这是他们的相同点，但就在“雄浑”这点也有各自的特点。德摩斯提尼的风格大体是在于“粗豪的崇高”，而西塞罗则如“瀑流急湍”。前者凭借他的勇猛、急进、力量和惊心动魄的词令，把一切燃烧起来，散之四方，可以比拟为“疾雷闪电”。而西塞罗则如野火燎原，席卷一切，扫**一切，他的内心往往有一股强烈而持续的火焰，时而东，时而西，又不断供给以燃料。[64]也就是说，他们两人在风格相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特征。这里充分显示出朗吉弩斯在具体分析上的卓越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