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贺拉斯为代表的诗学理论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发端于罗马诗歌的黄金时代的产物。
在罗马历史的初期，罗马人很少投向文学，以致直到公元前1世纪为止也没有创作出堪称重要的作品。但是，随即却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它起自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些年代和罗马帝国的初期，即以西塞罗时代闻名于世的共和国辉煌的最后时期（指前80—前42年），和以奥古斯都时代闻名于世的甚至更为灿烂的帝国开创年代（指前42—14年）。它相当于古希腊的伯里克利时代。要是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文艺理论是伯里克利时代的文艺创作的理论总结，那么，贺拉斯和朗吉弩斯的诗学是罗马文艺的黄金时代的文艺创作的理论总结。当然，朗吉弩斯所涉及的时代和领域，较贺拉斯广阔得多。
贺拉斯的文艺理论，不仅有这个黄金时代的文艺创作实践的依据，还有其思想理论的渊源。贺拉斯在其有关诗作中，不只一次提到“哲学”这个名称，但其含义，绝然不同于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那种希腊古典意义上的理性的、思辨的哲学，而是流行于罗马社会的那种通俗哲学而已。
当时流行于罗马的以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不只吸引了一般的学者，并且影响及一般政界人物。以致，像奥古斯都大帝那样的皇帝，都曾著书以提倡哲学。其他诸如史学家、诗人、律师、艺术评论家等也无不研究哲学，无怪乎几乎与贺拉斯同时代的卢克莱修写下长篇的哲理诗。有些人竟至终身从事哲学研究，把它当作一种谋生的职业。他们或则教育子弟，将一种严格的有法则的教训施诸贵族子弟，或则以哲学磨练自己的行为和感情，以期达到实践生活上的至善。[17]集中体现为出于实用目的的追求所谓的“哲人”理想。
当时，无论是作为臣属于罗马帝国的异邦的公民，还是正在君临奴役其他亚欧国家的罗马公民及其统治者们，都在重新思考和确立自己的人生目的。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各自所倡导的“哲人”的理想，正符合了这种现实的需要。
德谟克里特率先提出，幸福不在于感官的快乐，而在于节制和适度，在于沉毅恬静，在于心中的和平安宁。这种观点，无疑地影响了伊壁鸠鲁，他所追求的最高幸福是，肉体无痛苦和精神得安宁，心灵的“宁静”是最大的善，是哲人的理想境界。但选择达到这种宁静的途径则是消极的：“哲人不关心国家大事，除非发生什么特殊情况。”[18]斯多葛学派则认为，要以一种“不动心”顺从自然（本性）的方式生活才能达到幸福。但所采取的途径，则是与伊壁鸠鲁学派截然相反的：“哲人要关心国家大事，除非有什么情况阻碍他。”[19]贺拉斯在特定条件下，同时采纳了这两派异途同归的哲人理想。
就文艺理论的哲学思想来源而言，贺拉斯在其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到亚里士多德，至于柏拉图也只是在其讽刺诗中，从某一个狂妄自大的对话人卡提乌斯的口中讲到“博学的柏拉图”。此外，也根本没有谈到什么实质性的哲学理论或哲学观点。
学者们更多地肯定贺拉斯在哲学上受到伊壁鸠鲁学派的影响。塔塔科维兹不只一次将他列入罗马的伊壁鸠鲁学派：贺拉斯和卢克莱修是伊壁鸠鲁主义者：“贺拉斯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20]。从贺拉斯早期发表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深受当代罗马杰出的伊壁鸠鲁学派代表人物卢克莱修的影响。苏格兰古典学者塞拉斯（1825—1890年）等认为，贺拉斯兼受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影响：“他的哲学是结合了已经与斯多葛主义更其相似的一种实用的伊壁鸠鲁主义模式。”[21]这一论断无疑是深刻的。的确，随着贺拉斯与罗马宫廷的关系日益密切，他的诗论日益倾向于为罗马帝国的文化服务，“为皇帝总的计划效劳”[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