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演说家、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前436—前338年）制定了新的修辞学概念，将它看作是探求高尚旨题的确切表述的文化研究，从而将修辞学看作类似实用哲学，是训练公民身份的最好形式，但他的旨趣集中于政治演说。
作为一门真正的修辞学学科是由亚里士多德确立起来的，他将修辞学和诗学一起列入创制学科，目的在于训练演说家。以他的哲学和科学方法来探索演说的论证方法与创作原则，在他的《修辞学》中开头就揭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10]。意指修辞学是一种技艺，它与论辩术相似而不完全相同。智者将修辞学定义为：“说服的技巧”。所谓“技巧”，实际上是指诈术。亚里士多德否认这种观点，给修辞学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11]这里所讲的“说服方式”，意指言之成理、合乎逻辑的论证方式。他进而指出，修辞学是有用的，可以使真理和正义获得胜利。如果判决不当，那是由于演说者不懂修辞学的原故，修辞技艺的功能就在于找出成败的原因。进而谴责智者滥用修辞学，使之成为“诡辩者”的不是他们的能力，而是他们的意图：故意混淆黑白，颠倒是非。[12]
亚里士多德是科学的修辞学的创始人，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意义的原则。他对修辞学的最大的贡献是指出演说者应当尊重事实与真理，论证要言之成理和合乎逻辑。即便对文艺理论，也作出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贡献。第一，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不着眼于个别事物，而着眼于某一类事物。[13]即《诗学》第九章中所说的着眼于有普遍性的事物。第二，艺术具有认识和审美的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和好奇是使人愉快的事，因此如绘画、雕塑、诗等一切模仿得很好的作品，也必然是使人愉快的。即使所模仿的对象并不是使人愉快的，因为并不是对象本身给人以快感，而是欣赏者经过推论，认出“这就是那个事物”，从而有所认识；使人感到惊奇的事，如悲剧中的人物突然由顺境转入逆境，也是使人感到愉快的。[14]第三，对喜剧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滑稽的事物，不论是人或言行，也必然是使人愉快的。[15]第四，适度。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手法的应用都要求其适度，而且应当遮掩起来。此外，他首先建立有关风格的新理论：第一，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适合。第二，散文应当有节奏。第三，散文应采用普通词和隐喻词。第四，散文应当采甩环形句。以上这些理论，为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6]
以后修辞学曾一度衰落，直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忒姆诺斯的赫尔曼戈拉（鼎盛年约前150年）撰写六卷本的《修辞学艺术》，重新恢复了由亚细亚学派轻视的、哲学家们所谴责的修辞学理论。受到其影响的著名代表有帕加马的阿波罗多洛（约前104—前22年）和迦达拉的塞奥多洛（鼎盛年约前33年）。阿波罗多洛认为修辞学是一门科学，具有固定不变的规则，倾向于维护修辞中的严格的规则，致力于寻求对生活中一切场合都适用的一般的东西。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一开头就批评的那个出自西西里卡拉克特的凯齐留斯，就是在理论上追随阿波罗多洛的。而塞奥多洛则反对死抱住规则不放，认为修辞学是一门技艺，提倡要有比较自由的方法，要考虑到修辞学是否对文学艺术（技艺）有用；提倡具有比较广泛的旨趣，进而使技术性的教育或训练服从审美领域的文艺批评理论。相比较而言，以塞奥多洛为代表的有关修辞学和文艺批评理论，较之阿波罗多洛更其接近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和理论。而凯齐留斯是追随阿波罗多洛的，朗吉弩斯是追随塞奥多洛的。[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