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政治倾向上来看。在《论崇高》最后第四十四章中，作者通过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的讨论，对当时社会持剧烈批判态度，认为当时整个社会处于奴隶状态，它是“心灵的铁笼，人人的监狱”。这点，同公元1世纪时罗马帝国的统治的现实也是比较吻合的。当时，强大的君主政权是确立起来了，往日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点自由民主点缀品也被抛弃殆尽。为了对付奴隶制内在矛盾所引起的危机，统治阶级依靠大奴隶主建立了军事官僚的独裁政权，继奥古斯都皇帝而起的是前期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王朝——尤里乌·克劳狄王朝（14—68年）。其间，皇帝主要依靠军队和官僚机构进行统治，元老院权力削弱，公民大会形同虚设，由军事专制代替原先的共和制。在四个相继的在位者中，提比留（14—37年在位），晚年成为暴君；卡利古拉（37—41年在位），施行暴政，自认有无限专制权力，要臣民将他当作神来膜拜，戕害无辜，肆意挥霍，民怨沸腾，结果被反对者阴谋杀死；克劳狄一世（41—54年在位）穷兵黩武，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后来被其妻阿格丽品娜毒死；尼禄（54—68年在位）更是以恶行和荒**而遗臭后世，结果在叛乱和内战中遭到元老院和近卫军的唾弃，被迫穷途自杀。《论崇高》作者的政治倾向正是针对罗马尤里乌·克劳狄王朝，即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奴隶制社会的现状而写作的：
当今这个时代固然颇有些天才，他们极有说服力和政治才能，聪明而又多能，尤其富于文学的感染力，可是为什么真正崇高的和极其伟大的天才，除了绝少的例外，如今却没有出现呢?举世茫茫，众生芸芸，唯独无伟大的文学。[4]
这段话，尽管借“有位哲学家”之口说出来的，但确是代表了《论崇高》的作者的心声，写作这部论著的真正目的所在。
二 继承和发展
托名朗吉弩斯的《论崇高》，尽管它有极为丰富的美学上的含义，但它毕竟主要讨论文学风格，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部著作“恰当地说”是“论崇高风格”[5]。也就是说是，与修辞学有关的著作，推而广之是与文学批评有关的著作。
就修辞学而言，两千年来，在西方的教育活动中，一直占有极重要的位置。“rhetor”（修辞）这个希腊词最早出现于阿里斯托芬于公元前425年上演的喜剧《阿卡奈人》中；而“rhetorikos”（修辞学）这个术语是柏拉图最早提出来，并进行详细讨论的。[6]修辞学作为一种演说技艺，最早是由西西里人科拉克斯和提西亚斯在雅典传授的，接着由高尔吉亚和其他智者广为传授。其最初主要目的在于探讨进行劝说或说服的技艺。科拉克斯和提西亚斯专注于法庭辩论演说中的修辞技艺，其论证或论据是遵循固定的规则进行的。以后，智者普罗塔哥拉、普罗狄科和希庇亚凭借他们对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更精确使用语词的道路，并由波罗斯以其种种表述手法，以及由拜占庭的塞奥多洛以其种种复杂的规则进一步推进了修辞学的发展。
上述以智者为代表的修辞学体系，遭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剧烈批评，抨击它们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上的假论证[7]，法庭演说中的种种僵硬的规则[8]，以及机械地使用所谓风格的创新等。[9]柏拉图认为诸如此类的修辞学，算不上是一门技艺，因为这些都是凭经验获得的诀窍，缺乏理性的基础，而他本人坚持需要建立在真理上的知识。他认为只有人的理性才能掌握知识，而智者认为知识来自感性经验，并以人的主观经验评判一切，因此他们的修辞学带有随意性，只是为了说服人使人相信而已，没有确定的真理标准。而苏格拉底—柏拉图主张知识是靠理性求得真理，能使人辨别正确与错误，有客观的真理标准，能引导人从善，合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