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希腊在内的马其顿帝国，虽然在公元前4世纪末和公元前3世纪初，处于左右历史事件的中心，但是，亚历山大东征后留给继承者的本土面积不超过4万平方英里（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也较少。[12]由于亚历山大东征，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以后继承者之间为争夺统治权引起的互相残杀，加之外来部落的**，直到安提戈诺二世（前283—前239年在位），在争夺希腊的霸权的斗争中获胜，并强化马其顿对整个希腊本土的统治，马其顿帝国才趋于巩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安提戈诺二世，是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的学生，他的统治所遵循的正是斯多葛学派的理论。
这里要特别讨论希腊和雅典的情况。希腊自从公元前338年在凯罗尼亚战争中失败以后，它的没落注定是不可避免的了。从此以后，它相继受到马其顿和罗马的统治，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独立。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帕加马等一系列新兴希腊化城市兴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代替雅典执文明的牛耳。[13]加之，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之间的纷争，希腊经常沦为战场。当时的官方文件就提到，希腊人生活在“巨大的恐怖和危险中”[14]。这种可悲的现状，反映到心理上，正像策勒指出的那样：“悲观是这个时期希腊的状况。”[15]当时的喜剧之“星”、雅典的米南德（约前342—前291年），通过他的喜剧中的角色，也发出相类似的呼号：人类的命运就是“遭受苦痛的折磨”，“不幸的人在我们的时代的确不少”[16]。
由于战争时期毁灭性的打击，居民大批沦为奴隶，加上不利的经济条件，总的说来，整个希腊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变得荒凉起来。这点，在雅典尤其明显。当时，雅典的政治家和作家法勒戎的德米特里乌在他的演说中，把雅典这个被打败了的城市描绘为：“不再是我们先辈的海上强国，而是一个穿着拖鞋，备受折磨的丑陋的老妓。”[17]雅典不但不再是商业的中心，而且也不再是产生文学作品的中心。但是，由于往日的光荣，它依然吸引着希腊和希腊化世界的学子。在文学创作和哲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种新形式：以米南德等为代表的新喜剧，以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为代表的新哲学。在意识形态上也出现了两种前所未有的新思潮：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都是亚历山大发动征战的产物。古老城邦的自足和安全感丧失殆尽。雅典经过曲折的斗争，虽则维持着表面上的民主，但已从一个主权国家逐渐沦落为一个地方性的城市。结果，上了年纪的雅典人，开始学习从地方性角度去思考问题，而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则到东方的希腊化国家中去猎取自己的幸运。这样，就导致希腊人和所谓野蛮人之间的界限的消失，承认彼此间有一种共同的人性。这种思想，早在智者那里已经出现，在理论上由斯多葛学派表述为世界主义，在现实中由伊壁鸠鲁学派付诸实施。[18]
由此而引起的是，希腊人开始认真面对正在蓬勃兴起的东方希腊化国家，从而打破了原先把希腊人和外国人区别开来的界线，在希腊人的视野前展开了一个新世界，为他们的探索能力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新领域，进一步推动他们和东方各民族发生广泛的接触，促进了东西文化的汇合。这种情况同样也反映到哲学中：
在长期的持续中，同时产生出一种东方思想的缓慢的回流，它的踪迹，若干世纪后出现在希腊哲学中。在希腊母邦著名学术中心旁边，产生了若干适合形势、居民和特殊环境的新的学术中心，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联结起来，把不同种族的理智力量，融合成为一种同质的群体。[19]
也就是说，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和东方希腊化国家的建立，希腊的影响进入东方，与之同时，东方反过来也在影响着希腊和西方。这点，对理解这个时期的美学思想，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