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新帝国，不仅包括东方许多曾多次被隶属某个王国的地区，而且还包括了整个爱琴海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然而，它们只是一些没有统一经济基础的国家，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不稳固的军事联合。其中，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原希腊各城邦，和半开化的马其顿就大不相同；拥有悠久文明和几乎凝固的复杂管理制度的埃及等，同处于半游牧部落所居住的波斯东部地区也大不相同；两河流域富庶的、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市，同波斯和印度的人烟稀少的地区，更是大不相同。结果，随着亚万山大的突然去世，他所建立的世界性帝国也就陷于瓦解。他的“继承者”们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接着，就形成了若干希腊化国家：塞琉西王国、托勒密王国、马其顿王国、帕加马王国，以及短暂的莱西马基王国等。这些由希腊—马其顿人建立的王国，和原先由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地区等地建立的移民（殖民）城邦，在性质上有很大区别。原先的移民城邦是单独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孤立的希腊人居住地，它们环绕着地中海和黑海的海岸地带。但是现在，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所碰到的却是奴隶制社会，它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已有许多世纪独立发展的历史，它们已经创立了独特的和成熟的文明。正因为这样，就需要正确地评价这些希腊化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英国著名的希腊史家格罗特（1794—1871年）在其被誉为“堪称世界上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的《希腊史》[7]中对整个希腊化时期持否定态度，认为：如果说希腊曾代表过自由，那么希腊化时代的亚洲却是无可救药的专制。马其顿征服所带来的唯一确切利益便是，交通的发展、商业的扩大与地理知识的增进，“到了亚历山大以后，希腊的政治活动已经难以开展，它的影响也日益衰微，这对历史读者不再感觉兴味，对于世界命运也不再起作用”[8]。
格罗特的这种全盘否定希腊化时期历史的观点，已越来越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塔恩就曾比较公允地指出：要是把希腊化时期看作是一个没落甚至堕落的时期，那是错误的，即便是它的后期，也要进行具体分析。[9]法国学者洛里哀则从比较文化的宏观立场，积极评价了希腊化时期：
但是实际上，希腊的思想只是移转地方，并不是衰落。它只是将旧时的范围打破，“深”的方面不如从前，“广”的方面却比从前加大。[10]
从总体上来讲，希腊—马其顿的征服者和当地奴隶主贵族结成了联盟，把东方传统的君主制度和希腊—马其顿的城邦制度结合了起来，消除了原先两种奴隶制度之间的明显区别。希腊化国家的君主制度，一方面继续保持了原东方专制帝国的许多特征，如土地的最高所有制、税务制度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城邦制度，但它已丧失了原先在政治上独立的城市国家的特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各个希腊化国家之间，在政治和文化上出现了一种统一性。诚然，这里所讲的统一，不是指出现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指在同一帝国范围内，各城邦间的民族统一意识的急速成长，它们之间的政治冲突的仲裁的迅速发展；各个国家间的公民，彼此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保护某些庙宇（神殿），不受报复性暴行的侵犯；彼此慷慨地承认或赐予对方城邦公民以荣誉公民权；各国之间，协调处理他们的公民之间的私人纠纷等。正是在此基础上，在伦理和政治思想上，出现了人与人是兄弟、世界主义等观点。具体体现在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学说中。他们认为，野蛮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区别，纯粹是人为的和不中肯的。结果，这些希腊化国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出现了一种内聚力。以后，当它们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后，后者就把它作为一份遗产，继承了下来。[11]
二 马其顿帝国——希腊和雅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