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比克泰德竭力为奴隶主和奴隶制度辩护。他声称，所有的人都是以神为他们的父亲的，人人生来都是兄弟，因此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奴隶问题，除非你是你自己的奴隶：“没有一个人能够支配我，由于神，我生来就是自由的，我知晓神的命令。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把我当作一个奴隶那样来指挥我。”[27]也就是说，他把奴隶问题，归结为纯粹是各自的主观意识问题，谁不认为自己是奴隶，谁也就不是奴隶。他还进一步用神学目的论来否认奴隶和奴隶制度：“宙斯神使我处于自由人的地位，难道你认为，宙斯神会希望他自己的儿子成为被奴役的吗?”[28]这种思想，以后就由基督教承袭下来了。
爱比克泰德的道德伦理学说是和神学紧密相联系的。他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人和神的关系，认为人的精神和神是血缘相通的，这总是最有价值的；人应该注意到自己的高尚的本性，应该把自己看作是神的儿子，把自己看作是从神那里流溢出来的一部分。[29]人是神的一颗微粒，人又是神的旁观者和解释者，肯定神统治着世界，人只有通过沉思这个世界的“美好”，才能理解到这个世界是由神统治的，城邦和家庭要是没有神的统治和监护，就连一刻也不能维持下去。由于神创造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人类一切的善都来自神。
爱比克泰德并将他的神学思想贯彻到了社会政治和国家学说中，从而与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学说联系了起来。他声称，世界公民权（宇宙公民权）和上帝的统治相联系的，人和神是血缘相通的，由此得出结论：“我是属于世界的”，或“我是世界公民”。因此，他主张要从“世界政府”角度来考虑问题。既然人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公民、神的儿子，那么他们对这个世界就负有责任，要照顾整体的善，要在理性指导下行动：
这个世界是一个城邦，所产生的东西，原来是作为一个城邦创造出来的……其中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朋友——首先是诸神，接着是人类，彼此天生是作为一家人组成起来的。[30]
从而指名反对伊壁鸠鲁学派，指责他们反对结婚、反对生儿育女、不参加城邦的政治生活等。[31]他正是这样将神权和政权统一起来，用神权的名义，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辩护，并鼓吹人们要效忠这个政权，为巩固这个政权而献身。
（三）马可·奥勒留
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Antoninus，121—180年）是晚期斯多葛学派最后一个著名代表，是公元16l—180年的罗马皇帝。早年深得罗马皇帝哈德良（117—138年在位）的宠爱，受过有关修辞学、文法、哲学等方面完备的教育，从二十五岁开始转向哲学的研究。罗马在他的统治下，进入一个新的危机时期。罗马和亚洲西部帕提亚（即安息）之间矛盾激化，埃及爆发了严重的叛乱，即牧牛人的起义。此外，战争、瘟疫频繁，每一次重大的战争，几乎都将帝国整个结构推向覆灭的边缘，国家对人民的压迫，从来也不曾像这个时期那样沉重。[32]从而促使他这个“王座上的哲学家”，除了一般地注意道德伦理问题外，对于阶级关系、奴隶和国家问题特别关心。由于以他为代表的整个国家和奴隶主阶级的统治陷入深深的危机，他的哲学思想也就带上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
马可·奥勒留在哲学上深受爱比克泰德的影响，对后者敬仰备至，公开承认自己接受后者的影响[33]，在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爱比克泰德的言论的引述，成了他的“导航星”[34]。此外，他还较多地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为了教育自己的儿子、未来的罗马皇帝科谟都斯（180—192年在位），在出征达西亚（Dacia）行省戎马倥偬之际，用希腊语撰写了由一系列长短不等的格言组成的《沉思录》（又译《自省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