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对人的灵魂、性格等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所以音乐的教育很适合少年的本性，青少年们由于年龄关系极不情愿忍耐那些缺少快乐的事物。而且，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与人心息息相通，因此，灵魂就是一支旋律，或灵魂蕴藏着旋律。
并且对这种音乐教育有严格的规定，指出其要遵循如下的原则：“不能为参加竞赛而刻苦进行技术训练，也不能追求惊奇和高超的表演……应以青少年达到能够欣赏高雅的旋律和节奏的水平为限，而不能仅限于某些其他动物、奴辈和幼儿都能欣赏的普通音乐。”[320]在乐器的使用上也有严格的规定。总之，自由民从小所以要受音乐教育，绝不是出于表演竞赛等的需要，而纯粹是为了在闲暇消遣过程中陶冶情操，培养良好的品德，使**得以净化。即便使用什么乐器，也应慎重选择。
第二，文艺教育要符合特定政治的精神和宗旨。
由于儿童长大成人后便是城邦的公民，而妇女占城邦自由民的一半，他们的品德对整个城邦的品德有重大意义，所以对他们的教育，必须符合所在城邦推行的政治的精神和宗旨。[321]因此，在维护现有的政治，防止变革中，教育起到重要作用：
在我们述及的所有保全政治的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依照政治的宗旨对公民实施教育，不幸在今天所有人都忽视了这点。[322]
特定的政治制度依靠特定的法律来维护，特定的法律要和特定的教育相适应。如果这些法律具有民主性质，就应实施民主教育，如果有寡头主义性质，就应实施寡头主义教育，它们之间要彼此相适应：
因为，正如个人缺乏约束便易流于放任，城邦缺乏纪律就会失之松散。依照政治制度的宗旨教育公民，即是不让公民去做那些不符合民主主义者或寡头主义者心意的事情，而是引导公民去做那些令民主政治或寡头政治得以维持的事情。[323]
上面所讲的教育，当然是广义上的教育，可以理解为包括对儿童进行的诗、音乐、绘画等文艺方面的教育在内。
第三，包括文艺在内的教育，是城邦的共同责任。
考虑到城邦的生存，考虑到城邦中公民们的善良的生活得以维持存在下去，教育是至关紧要的：“教育和品德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最迫切的要求。”[324]立法者最应关心的事情是青少年的教育，否则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城邦的政治制度便会深受其害。所以应该教育公民适应他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每一政治制度一开始就形成了其固有的习惯特征，起着维护该政治制度自身的作用。一切能力和技艺的个别运用，都需要预先的训练和适应。所以城邦要推行统一的教育：
既然整个城邦有着唯一的目的，那么很明显对所有的公民应实施同一种教育。对教育的关心是全城邦共同的责任，而不是私人的事情。[325]
因此亚里士多德批评当时人们只关心各自的子女，各人按自己认可的准则施教。反之，他盛赞斯巴达人尽最大努力来训练儿童，把儿童的教育作为全邦的共同责任。进而强调，教育要有立法规定：
显而易见，在教育方面应有立法规定，并且教育应是全邦共同的责任，但也不能忽视教育的内容以及实施教育的方式。[326]
总之，亚里士多德较之柏拉图，更强调文艺的固有的独立的作用，肯定文艺给人以审美快感，愉悦人的心灵，在闲暇消遣过程中获得美的享受，从而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得到宣泄和陶冶，并以此去教育儿童，培养未来公民的理想人格。所以在缔造理想城邦的过程中，立法家要注意以立法的手段重视对儿童的包括诗歌、音乐、绘画在内的文艺教育。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重视的是“寓教于乐”，文艺对政治的作用是间接的，文艺有它固有的独立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文艺还有无可替代的巨大认识作用。正因为这样，亚里士多德是高度重视文艺的，文艺在他设想的城邦中将得到高度重视，并达到高度的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