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不承认帝国主义的存在。1930年4月，他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认为危害中国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同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对胡适提出质问： “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胡适回答他： “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对于胡适来说，他认为帝国主义就像疾病一样，只会入侵体质虚弱之人。他主张通过改革内政，使得中国像西方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胡适的同学陶行知曾经讽刺胡适“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着五个小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放走了一个大妖精”。胡适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他没有看清楚中国的国情，没有看到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这两把悬在中国人头顶上的利剑，而只知道五鬼闹中华，无疑会成为众矢之的。
胡适不承认帝国主义，是因为他希望国人自立自强，他主张“责己而不责人”,认为只要国内“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国际侵略主义的先决条件”。他觉得从改革内政出发，富国强兵，从而就不会招致帝国主义了。
然而这只不过是胡适的一厢情愿罢了，对于胡适所说的道路行不行得通，其实历史早已经给出了答案，清朝洋务运动近代化的进程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民国黄金十年(1927—1937)现代化的进程同样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日本对中国的伤害之深是刻骨铭心的。不去除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这两把利剑，中国就像是戴着镣铐的“犯人”寸步难行，谈不了任何发展。
胡适开的救国药方并不适应中国之症，还是毛泽东看得最深刻最清楚，“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③。
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感谢胡适，正是胡适把“打倒帝国主义”说成是“海外奇谈”,推进了“打倒帝国主义”为世人所知，并最终成为人们的常识。1928年9月，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指出，我们还记得和森同志等在《向导》上，开始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时候，甚至胡适之先生忙以他的学者态度讥笑这一口号为不通。然而就是这一口号推动了而且正在推动中国千百万群众起来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