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由于年代久远，相关档案资料极其匮乏，当事人也都相继离世，有关党的一大的一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例如，为什么党的诞生纪念日定为7月1日，一大的13位代表是怎么推选出来的，为什么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一大上海会议期间中途闯入会场的中年男子到底是什么人，一大的开闭幕时间到底是哪一天等。经过党史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缜密研究，这一系列问题逐渐找到了答案，但唯有一大的闭幕时间，仍是待解之谜。
中共一大召开时，由于暗探跟踪和法租界巡捕房的干扰，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这“最后一天”到底是哪一天?长期以来，党史工作者通过寻找原始材料、访问亲历者等途径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7月31日闭幕说。该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周佛海、刘仁静、包惠僧等代表的回忆。周佛海回忆说：“当晚十二时，我们又在陈独秀家开会，决定第二天赴嘉兴南湖开会。”①包惠僧回忆说：“次日早晨我们都到了嘉兴南湖。”②此外，陈潭秋、董必武在回忆时也都说大会中断后的第二天他们就分批去了南湖。但该说法不仅回忆材料的可靠性无从查证，在客观逻辑上还存在多处漏洞。首先，不符合安全要求。马林作为中共一大的国际代表，具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30日晚发现密探跟踪时便表现出高度的警觉性，立即要求散会。当时情势危急，马林绝不会同意次日续会。其次，与陈公博告假游杭州相矛盾。7月30日晚至次日凌晨，陈公博先后受到租界巡捕、密探跟踪以及大东旅社情杀案的惊吓，便决定带妻子去杭州。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说： “会议中断后的第二天，来到李达住处，李达告诉他‘打算停会，另移地方，会期不定’,遂乘车赴杭州。”可见此时还未决定续会。再者，通知代表时间来不及。一大期间，代表们并未集中住在博文女校，会场突发事故，各代表当晚紧急疏散各奔东西，在此形势下很难连夜通知大家次日一早到嘉兴南湖开会。依据以上论证，7月31日闭幕说的可能性较小。
二是8月1日闭幕说。该说法主要以董必武致何叔衡的信以及张国焘、董必武的回忆为依据。董必武致何叔衡的信中写道： “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南湖船上，将会开完。”并且张国焘回忆说： “大会共进行10天，第9天休会，第10天闭幕。”一大开幕于1921年7月23日已得到证实，而开幕的第10天正是8月1日。但是此说法与王会悟“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开会”的回忆不相符，并且《申报》载：“8月1日下午5时许，嘉兴遭狂风巨灾，南湖游船吹覆四五艘，溺毙游客3人，狂风持续1小时。”③而参加南湖会议的代表都未曾提到此事。但近年来邵雍正、冯铁金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反证天降大雨正是中共一大8月1日闭幕的铁证。一方面是由于新的史料中周佛海回忆说道：“我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④
除此之外王会悟、陈潭秋在回忆中也提到南湖开会那天天气先阴后雨，这符合风灾来临前的情况。并且通过查询天气表发现嘉兴7月末至8月初只有8月1日有雨。另外，由于8月1日风灾严重，嘉兴城内一片狼藉，南湖周边鲜有游客。若8月2日至5日期间在此游湖，难免引人注意，不利于大会安全，代表们也不会对此现状毫无提及。此论证提高了8月1日闭幕的可能性。
三是8月2日闭幕说。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是王会悟的回忆以及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的行踪记录。王会悟作为南湖会议的具体操办者多次回忆道： “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游船上开会。”这为8月2日闭幕的说法提供了较可信的证据。并且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提到： “(8月)一日游山，二日游水，三日回沪，四日附轮回广州。”“回上海第二天我们便附新宁轮船归粤，途中遇着飓风在厦门湾泊了三天。”通过查证，1921年8月4日《申报》中确实登有新宁轮船到达厦门、广州的船期消息，由此可确定他是8月4日回粤，8月3日回沪。而他回沪即被告知已开过南湖会议， “在杭州玩了两三天归来上海后周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则可说明南湖会议不晚于3号。同时，陈公博7月31日晚携带妻子去杭州已由《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和《申报》关于该案子的报道证实，再结合王会悟的回忆，8月2日是闭幕日的可能性较大。
四是8月3日闭幕说。首先，依据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的行踪记录、1921年8月初《申报》记载的嘉兴刮飓风事件，以及通过查证陈公博8月4日乘新宁轮驶离上海港的事实，可排除中共一大在7月31日、8月1日以及8月4日之后闭幕的说法。其次，排除8月2日的证据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从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看。代表们应是两天分两批到达嘉兴，若同一天到达，最快只能乘坐106次慢车，12时20分到达嘉兴。如此会议只能在下午召开，但并无任何材料证明。二是王会悟的行踪。王会悟回忆她是乘坐早班车到达嘉兴，并安排好旅馆及船只，同时去察看了地形。而大多数代表也是乘早班车到嘉兴，并回忆到“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可见大部分代表是在王会悟到达后的次日到达。但该论证并未解释8月3日的天气与回忆不符以及代表们未提及南湖风灾等问题，因此该说法还有待商榷。
五是8月5日闭幕说。这种观点的唯一依据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1921年的信件，信中提到：“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该资料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斯穆尔基斯当年既不是当事人也不在中国，其资料是否可靠值得怀疑，并且该说法不符合代表们“尽早结束会议”的想法。后有学者认为是斯穆尔基斯将中共一大闭幕时间与中央局在上海开会的时间相混淆。虽无材料证明该推测，但并不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
由于以上几种说法都具有事实依据，但相互矛盾，党史工作者还暂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为保证科学性，在没有完整证明材料之前，相关党史书籍大都将中共一大闭幕日期定在1921年8月初，具体时间至今仍是待解之谜。因此，广大党史工作者还需继续努力，进一步挖掘新史料，以期早日解开历史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