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一些投机分子曾口出狂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有些人还给共产党打分：“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接受和管理好大城市成为一项紧迫任务。党和政府采取措施恢复生产，稳定物价，保障人民群众生活需求。但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面临极大的困难，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农业减产，工厂倒闭，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民生困苦。一些投机资本家趁机在新解放的城市兴风作浪，加剧了物价飞涨和经济秩序混乱。
1948年年底人民币发行后，在占领市场方面遇到重重困难。投机分子用银元对抗人民币，老百姓担心货币贬值，大肆抢购商品，或纷纷将手头纸币换成银元、美钞。有些农村甚至干脆回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换状态。许多人由此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不相信共产党能把经济管好。
上海是中国经济和产业集中的都市，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城市，也是中国内外贸易的吞吐港，上海的物价是否稳定直接影响到全国经济走势。
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但是人民币在上海发行流通时遭到了抵制。投机商进行黄金、银元投机活动，用银元对抗人民币。刚开始兑换人民币时，一块银元兑换人民币100元，不到一周时间，涨到1800元人民币兑换一块银元。上海冒出很多银元贩子，沿街叫卖。老百姓也不敢存人民币，到手后马上换成粮食等生活物资。银元暴涨带动了物价上涨，有的商号甚至开始用银元标价，并且拒收人民币，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为了尝试银风波压制，上海市政府也抛售了一些银元，希望借此能够弥平银元上涨的压力，但这批银元却很快被市场所吸收，收效甚微。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十分关注，指示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委员会迅即查明原因，采取有效对策。一场同不法投机商的经济战由此拉开序幕。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参加的中央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干预市场，当时主持会议的上海市市长陈毅用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并得到毛泽东许可。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要求运用政治和经济等手段打击投机行为，稳定物价。
上海市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在政府控制的税收、交通及其他市政公用事业内强制以人民币作为唯一许可使用的货币，并发行人民币公债来增加人民币的使用量。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突击检查并查封了金融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大楼，并拘捕了200多个正在进行非法交易的投机巨头及银元贩子，收缴了数万枚银元。消息霎时间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浙、华东，影响波及全国。6月11日，银元与人民币比价从2000元猛泻至1200元。查封了证券大楼后，12日，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银元，同时限期收存外币，严禁其在市场上流通。货币投机的路一步步被堵死了，人民币终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家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继续兴风作浪。从1949年7月到10月，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物价猛涨一倍半。投机商人相互联手，统一行动。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三日一小涨、五日一大涨。这次较量的主战场仍然在上海。国民党特务这时乘机浑水摸鱼，给一些大投机商鼓气，公然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和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显然，这又是一场无法避免的经济战。
面对投机分子的猖狂进攻，人民政府针锋相对，又精心组织了一场“米棉之战”。为确保这场斗争的胜利，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调运一批大米、棉花和布匹，由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直接掌握，在适当的时候集中抛售，给投机资本家以毁灭性的打击。1949年11月中旬，全国刮起了又一次涨价风，价格一日三涨，资本家们不仅囤积大量货物不出售，而且拼命抢购，造成广大群众有钱买不着货，生计困难，人心惶惶。中央人民政府悄悄地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全国各大城市都秘密调集了大批的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当市场物价达到高峰时，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大城市一齐行动，国营商业机构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连续10天大量抛售，物价逐渐下跌，仅粮价就下跌了30%至40%。投机商们措手不及，无法吞食这么多的物资，见势不妙，便竞相抛售存货，但市场早已饱和，越抛越贱，越想抛越难以脱手。投机商们大都是借高利贷抢购囤积的，结果不仅所囤货物亏本，而且要付很高的利息。同时，政府又收缩银根，使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不少私营钱庄也因贷款无法收回宣告倒闭。到12月上旬，物价风潮告一段落。人民政府经过这次斗争，完全掌握了市场主动权。“米棉之战”的胜利，用事实教育了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
“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提高共产党的威望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人民政府基本上稳定了金融市场和主要物资市场，物价虽然仍有起伏，但是再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场经济领域的斗争，认为它的意义不亚于拿下了一场新的淮海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