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一次严重危机。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掌握大量核心机密，特别是对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和活动规律很熟悉，所以他的叛变危害极大，被视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幸好当时打入中统内部当机要秘书的共产党员钱壮飞获悉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给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上报党中央。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马上组织转移，避免了一场后果严重的大破坏。据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聂荣臻回忆： “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①由于顾顺章叛变，恽代英、蔡和森等党的领导人都因叛徒出卖而被杀害。6月下旬，在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不听周恩来劝阻而个人自由行动，结果被捕，很快叛变。这一系列的突发事件，迫使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采取紧急疏散措施。9月，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周恩来到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临行前，他们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来维持工作，主要由那些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顾顺章还不大认识的人组成，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后叛变)三人担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当时只有24岁，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也不是中央委员，却一下子负总责，可谓一步登天。王明之所以选博古，也主要是看中他跟自己思想一致，能够贯彻国际路线。所以，尽管王明不在国内，但博古等人继续推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这个临时中央也在上海待不下去了，1933年迁到中央苏区，从而使中央苏区也直接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并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四)王明善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吓唬人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又回国了。在苏联期间，他曾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负责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地位相当高。这次回国，王明的感觉非常好，把自己当成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一到延安就发号施令。张国焘曾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②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出了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评。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不少与会者一时不能明辨是非。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③当时，毛泽东还对前来看望他的人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④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即使如此，王明的影响仍然很大。他“频繁出席了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很多文章，显得十分活跃”⑤。王明口才好，作报告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条理清晰，有的演讲被十几次掌声打断，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有人还回忆说，当时王明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要比毛泽东大得多”◎。很显然，王明能够在中央占据支配地位，原因也在于王明善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使许多人失去了清醒识别和坚决抵制的能力。这也表明党的很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有待提升，直到整风运动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