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极其秘密、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举行的。对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其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选择在国外召开，是由当时复杂的革命形势决定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当时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遭遇到极其严重的困难。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野蛮屠杀，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领袖，以及无数革命群众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白色恐怖遍布全国。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等党的著名活动家和领导人被捕牺牲，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在北京英勇就义。后来据党的六大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①。许多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对革命悲观失望的一些人宣布脱党，工会和农民协会到处被查禁、解散。
风雨飘摇中的中国革命该何去何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而按照党的章程，换届选举需要党的代表大会来完成。因此， “八七会议”作出决议：“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②
由于当时党还处于幼年阶段，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对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问题的认识存在误区和分歧。因为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强烈愤恨，党内滋生了急躁的复仇情绪， “左”倾盲动主义逐渐显现出来。“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陆续发起的湘赣秋收起义、海南琼崖起义、广东海陆丰起义、湖北黄麻起义、广州起义，虽英勇反击了国民党的屠杀，但这些起义均因为准备不足、敌强我弱实力差距太大而失败了。
10月下旬，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爆发了宁汉战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这是革命潮流高涨的表现，全面夺取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助长了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制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计划一举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在未经认真调查研究和具体分析各地武装起义失败原因的情况下，会议给予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给中共湖南省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并将毛泽东、彭公达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至此，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形成，并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由于这种“左”倾盲动错误，此次会议到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前，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夏明翰，中共五大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湘鄂赣特别委员会书记郭亮，新任中共中央五人政治局常委之一罗亦农，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向警予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先后英勇牺牲。刚刚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再次遭受严重损失。③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总结中国革命问题，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11月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虽明确作出决定： “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决定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④,但是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难以寻找到安全的开会地点，因此六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并未在这次会议上明确。
1928年1月到2月间，临时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六大的召开时间地点等事宜，会议地址曾考虑过澳门、香港、苏联海参崴等地。最终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申请，希望能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这一提议，获得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拥护。一方面，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虽然通过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都犯了不少错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党所承受的重大损失，让中共中央认识到在有关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必须消除分歧，形成正确统一认识。因此，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与共产国际进行更直接的沟通，获得各方面的具体指导。选择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能够最有效地实现与共产国际的沟通，又便于党的领导干部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后续的重要会议。
同年2月22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中共六大问题，同意中国共产党关于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的请求。应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国内革命实际作出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前往莫斯科负责筹备召开党的六大，各地则通过推选或中央指定的方式确定了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并于4月下旬到5月上中旬在上海集中后分批启程。由于代表们几乎都是国民党重点通缉对象，因此在出发前他们都进行了乔装打扮，除一小部分由上海乘船经海参崴前往外，其余大部分由上海乘船至大连，然后乘日本管理的南满铁路前往哈尔滨，再经满洲里或绥芬河越过国境线，前往莫斯科。代表们历经千辛万苦，陆续在5月底至6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代表着全国4万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会上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等一系列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受当时共产国际选拔干部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大会推选武汉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实际上向忠发没有能力在中央发挥主导作用，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党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