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邓小平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即席发言时指出： “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①会后，邓小平了解到，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他又进一步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②
邓小平之所以对这个《决定》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就是因为《决定》在改革思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说了“新话”。《决定》指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决定》的历史性突破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经济体制方面，第一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新的概括，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当时“商品经济”是相当敏感的，过去只能提“商品交换”。“市场经济”的说法，甚至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所以《决定》正式提出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第二，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了过去“一大二公”、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的传统观念，明确肯定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要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要为集体、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并给予法律保护。
第三，在经济调节机制上，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和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做法，明确指出：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只能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
这些重点突破，是长期探索的结果。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对经济改革进行了深入思考。1979年12月，邓小平提出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0年1月，邓小平提到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2年7月，邓小平再次提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实际上，邓小平想要解决的不是经济措施和经济术语的细节，而是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大方向和大思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通过这样的《决定》,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动理论创新的结果。
《决定》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是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后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小商品和计划外商品都由市场调节。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充分肯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在谈到所有制问题时，他明确指出，合资经营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他还举了“傻子瓜子”的例子。“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③
“傻子瓜子”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成果及艰难历程，邓小平曾多次提到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叫年广九，做瓜子生意，就在生意蒸蒸日上时，他作了个大胆的决定———雇佣工人。1984年，年广九雇佣的工人已经达到了103个，自己也成了百万富翁。由于超过了当时国家有关个体户雇工最高8个的规定，于是，社会上有种说法，认为“年广九是新型资本家”。这件事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其实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关注过此事。1980年，邓小平看到了“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针对一些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表示，要“放一放”,要“看一看”。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再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④邓小平多次提到“傻子瓜子”问题，表明他对推进改革的坚定信念和保持政策稳定的远见卓识。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得到进一步贯彻执行，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继续加强；集体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的扶持和引导下，取得引人嘱目的发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增加到569万。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为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