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40多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首创的“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40多年来，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犹如一粒种子，在中国肥沃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发展壮大，推动着我国农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
大包干，又称“包干到户”,是指农民承包集体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按照合同规定自主地进行生产和经营，在完成国家和集体的各项任务后，其余的产品和收入归承包户所有。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之一，大包干在实行的过程中曾一度面对巨大争议，有人甚至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么,这种责任制形式是如何在争议中确立下来的?中国农村改革为什么最早在安徽农村取得突破?所有这些，都与万里的坚定支持有密切关系。
1977年6月，党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农民生活特别困难。万里刚到安徽的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这样的状况，使万里深感压力大、责任重。
上任伊始，万里就深入农村调研。他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万里调查时，轻车简从，一般是一部小车，两三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了解情况。农村的所见所闻，农民的贫苦生活使万里深感震惊。他曾回忆说： “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在调研中，万里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1977年11月，在万里的主持下，安徽省委顶着巨大压力，出台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文件强调农业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这些规定一出台，就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1978年夏秋，百年不遇的大旱使安徽农业生产面临严峻考验。作为全省最困难的县之一，凤阳县在1978年逃荒要饭的达到2.3万人。穷则思变，穷则思改，小岗人率先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1978年12月的一个晚上，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秘密开会，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100字的大包干保证书。小岗农民首创的这种大包干责任制形式，比包产到户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1979年10月，滁县地委领导来到小岗生产队。这是小岗大包干后的第一个秋天。丰收说明了一切：全队粮食总产13.2万多斤，油料总产7.5万斤，自1957年后23年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分别超额完成任务7倍和80多倍。地委常委经过认真研究，对双包到户的性质、作用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1)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所有权仍归集体，只是分户经营，不是分田到户；(2)生产计划由生产队统一下达，抗旱、防汛及公差勤务由生产队统一安排，不是变相单干；(3)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及各种公益事业，年初通过合同定下来，年终落实兑现，不是“富了个人，空了集体，穷了国家”。因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地委同意承包户继续承包，准许小岗再干三年。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专程前往小岗检查工作。亲眼目睹小岗村大丰收的景象，万里非常高兴。当生产队反映有人指责小岗是“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万里的肯定使小岗人深受鼓舞。有的农民急忙回家炒了花生，他们把炒熟的花生一把把地往万里及其随行人员衣兜里装。万里落了泪，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县负责人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回合肥后，他在省委常委会上捧出花生让到会同志品尝，说这是大包干的丰收果，并再一次说，不管什么办法，只要能增产增收，对国家能多贡献，集体能多提留，群众生活能够大改善，就是好办法。
在万里的坚定支持下， “大包干”的做法很快传遍滁县地区，也吸引了各地农民竞相仿效。与此同时，围绕大包干的争论也在全国上下激烈地进行着，安徽的同志承受着巨大压力。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员谈话时，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他说： “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①邓小平的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为广大干部群众拨开迷雾，指明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将农村工作文件作为“一号文件”下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②,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终于上了社会主义“户口”。1983年1月，中央颁发第二个“一号文件”,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连续两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推动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扩展。到1983年年末，全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93%。
“大包干”的经营方式，是农村经济改革在农业经营体制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它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和农村经济在短短几年就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此后，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大踏步地奔向了小康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