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是当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出现较晚，正在走红，而且正日益把自己的影响辐射到政治学以外的其他社科领域。
这个概念的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然而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学概念，它的出现还只是三十多年前的事。195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发表了一篇题为“比较政治体系”的论文，首次运用“政治文化”一词来对各国“政治行为倾向性”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抽象的概括，由此开创了西方当代政治学中政治文化研究的新潮流。
政治文化无非是受社会总体文化影响的一种亚文化。正因为如此，这个概念同“文化”概念本身一样，有着突出的模糊性特征，很难给它下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义。长期以来，学者们在此问题上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不过，尽管有各种分歧，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阿尔蒙德在1966年提出的下述定义，看来还是最成熟、最有权威性的：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
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的看法也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白鲁恂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即国家）中客观存在的一套系统的政治主观因素，它反映一个社会的传统和公共机构的精神、公民的爱憎、大众的政治情感、领袖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规范；它使个人的政治行为按一定的方式运行，使政治体系具有价值取向，保证政治体系的某种一致性。他还指出，政治文化的概念试图更系统地解释一些固定的概念，如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人的基本价值观、公共舆论和民族性格等。
另一位学者卡瓦纳夫在他的《政治文化》（1972年）一书里系统介绍了各种政治文化定义，然后作了这样一个精辟的概括，令人耳目一新：
按照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政治文化看作对政治体系的感情氛围和态度氛围的一种简略表达。按阿尔蒙德的观点，它是“特定的取向型式”，其中植根着一切政治体系，用塔尔考特·帕森斯的说法可以说得更明白一些，即我们关注的是对于各种政治目标的各种取向。这些取向是政治行动的前提，它们是由诸如传统、历史记忆、动机、规范、感情和符号之类种种因素所决定的。[2]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政治文化概念具有这样三个特征：（1）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2）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型式的影响；（3）它重视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
这种政治文化概念，显然同西方当代历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法国年鉴—新史学派有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首先，研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了解该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政治的“态度型式”，这一点就是同法国年鉴—新史学派对“长时段”研究的关注相一致的。人们知道，年鉴—新史学派认为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在于变化缓慢但在长时段起作用的事物，如社会的经济体系、社会习惯、文化心态、生活方式等，相对于这些事物来说，短时段的人物活动、政权更迭等历史事件，只能算海浪表层上的泡沫，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东西，对总的历史进程并无任何实际的影响力，充其量只能起“吹绉一池春水”的作用，而且其本身的规模与趋势都是必然地受前者制约的，因此只有深入了解了长时段的背景，才有可能对传统史学所关注的各种事件（基本上都是政治事件）作出符合本质的解释。其次，“政治文化”的概念特别关注于由千千万万个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年鉴—新史学派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正是力反传统史学把“日常生活”排斥于历史之外的做法，着重把历史探询的目光投射到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试图通过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芜杂朦胧的精神状态来寻求历史动力的源泉。再次，“政治文化”特别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这与新史学派愈来愈重视心态现象这一趋势也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研究某种“政治文化”的形成，正是心态史学政治方面的任务。也正是在这一方面，“政治文化”概念显示了一种无可取代的史学价值，日益为当今的心态史学界所重视。
[1] 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2] D.卡瓦纳夫：《政治文化》，麦克米伦，1972年，第10～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