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维尔的心态史理论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或优点，即他既不屑于盲从老一代年鉴学派对事件史学的贬斥态度，又拒绝认同新一代年鉴学派提出的“事件的复归”这一多少带片面性的口号。伏维尔重视的，是“在史学中确定短时段与长时段的新辩证关系”，亦即事件与心态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在伏维尔看来，主要体现为群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立统一。所谓群众文化，也就是集体的无意识，它是传统的惰性的领地，时间在这里是静止的或几乎静止的；而精英文化，则属于那种已经得到表达过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它不断地产生着革新和刺激的因素，具有冲动的、变化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年鉴学派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它揭示了历史时间的这种“多元性”。一般说来，正是这两类历史时间，两种不同节奏的演进，在相互交织、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和相互转化中构成了总体历史“交响乐”的主旋律。
认识到长、短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显然有助于人们克服史学研究中的任何绝对化、片面性倾向。在长时段和短时段，或群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这一对矛盾中，前者作为后者的深层根源，无疑是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心态史的研究才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关注。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是，按照辩证法的一般逻辑，短时段的因素，或曰精英文化，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变为某种长时段的因素或群众文化。保罗·布瓦《法国西部的农民》（1960年问世）一书就在这后一方面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证。该书研究了19世纪末法国西部萨尔特省农民的政治态度格局的形成。当时那里存在着一种地理上的政治分界线：东部是共和党人，西部则是保王派（朱安党人）。作者从1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现了这一分裂状况的渊源，因为在当时这两大派农民就因各自不同的性格气质而长期地确定了他们的集体选择。这就说明，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一个标志着时代的重大转折的政治事件也能产生长时段的深刻影响，它成了一个产生“初始心灵创伤”的时段，从这个百年以上的过去中形成了一种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这种行为即使在其所产生的客观条件已经消失的情况下，仍能依靠某种“心态结构的惰性”而苟延至今。不过，短时段的事件转变为长时段的因素仍然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这种有条件性至少表现在两方面：一、这个事件必须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或至少能够在群体的心灵上造成某种创伤，留下较深的痕迹；二、它必须依仗、透过某种更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因素（如某一地区人们的集体性格气质）来完成人们态度的转变。
长、短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还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即：短时段中某些现象的发生不仅往往反映着过去长时段中隐秘的演进过程的突然而公开的终结，而且有时也能在瞬息间构成对未来长时段有重大影响的伟大文化创造。伏维尔就曾通过研究一个世纪的启蒙时代中普罗旺斯地区人们对死亡态度的缓慢变化，发现了共和二年非基督教化运动爆发的源流。而莫娜·奥祖夫关于大革命节日的研究，则生动地展示了大革命在热烈的气氛中如何即兴创造出了一系列革命圣物，这些圣物不仅受到当时人们的顶礼膜拜，而且将支配着19世纪表达国民的和爱国的宗教感情的一系列形式。当然，大革命的即兴文化创造远非局限于节日礼仪方面，而是一个包括了从左右派的称号到雅各宾主义、民众动员和警察国家等各种话语和实践的庞大体系，其内容的丰富多彩是在其他革命时代所罕见的。
也正是从长短时段的这种辩证关系中，我们更深刻地体味到了研究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重要意义。“政治文化”这个用语本身似乎就很好地体现了短时段与长时段或精英文化与群众文化的辩证结合。政治，表现为政坛上的波诡云谲、制度的变化无常、权力的更迭不息，无非是精英文化的一个方面的体现或创造物；而文化，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终究是大众性质的，它体现着或本身就是社会最深层的群体心态，因而是充满惰性的和趋于静止的。在18世纪末的法国，当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引起政治上层建筑的急剧变化的时候，精英文化的变动性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方式表现了出来，由此引起了它同群众文化的静止性之间空前剧烈、空前复杂的矛盾运动：一方面，它加强了群体心态久已有之的某些演进趋势，同时不断地从群众文化的某些稳态因素（如群众对自由平等的传统追求和群众暴动的习惯倾向等）中汲取能量来强化自身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在不同的层次上同群众文化的各种“抗拒变化”的特性发生尖锐的冲突，致使许多革命举措显得山重水复、步履维艰，然而也正是这些重重的障碍，迫使革命精英们以非凡的气概、超常的努力，在即兴中和瞬息间作出了许许多多影响久远的政治文化创造，以推动革命的前进并保卫革命的成果。一部法国大革命史，无非是精英文化和群众文化在猛烈的冲撞中相互交融、相互强化、相互对抗和相互转化的历史。大革命并未彻底改造革命前法国的旧政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它本身也正是这种旧政治文化的产物，然而它毕竟革除了旧政治文化中的某些重要因素，弘扬和强化了另一些成分，并且辉煌地开创了一种冲破了旧政治文化总体框架的新政治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不仅将深刻地影响法国的未来，而且将有力地改变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政治面貌。所以，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有益于我们从短时段与长时段、精英文化与非精英文化的辩证关系上把握法国大革命的性质、特点，从而发展和深化大革命史学，并增进对革命运动一般发展规律的认识。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9页。
[2] 菲利普·阿利埃斯：《心态史学》，载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195～1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