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维尔在这里实际上涉及了一个以往曾被我们长期忽略的重要哲学问题，即社会意识形态的构成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思在1852年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时似乎就朦胧地意识到了。马克思写道：“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1]这一思想在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普列汉诺夫把“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心理这一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用以概括马克思讲的“情感”、“幻想”，同时把“思想方式”、“世界观”归于思想体系，从而第一次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划分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这两个层次。
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之间关系的认识仍带有机械论的倾向，因为他明确主张：“社会的心理永远顺从它的经济的目的，永远适合于它，永远为它所决定”，这就片面地强调了经济基础对于社会心理的决定意义，而忽视了社会心理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忽视了它对思想体系、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能动的影响。不过，他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这一分层，创造性地提出在思想体系反映经济基础的过程中存在着“社会心理”这一中间环节，毕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它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理论，为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并运用之更生动、更准确地进行历史研究和指导社会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应当说，普列汉诺夫所谈论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同伏维尔所谈论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形态，基本上是两对类似的概念。其中所谓“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说的都是已经得到表达的明晰的思想，而“社会心理”和“精神形态”指的大体也都是某种“集体的无意识”，或曰某种“集体的表象”。
把心态归结为“集体的无意识”，是心态史学的开创者之一菲利普·阿利埃斯的创造。“集体的无意识”本来是分析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在弗洛伊德“个人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荣格试图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原始民族的魔怪、神话和故事等文化现象，认为这类现象是人类心灵无意识状态的直接实现，是没有经过意识加工的原型文化，它不同于宗教教条与仪式、赎罪、祈祷等文化现象，因为后者是人类加强意识的产物。荣格对现代文化和原始文化的这种区分，揭示了人类文化意识中两大层次的差异，颇有见地；但他的那“完全通过遗传而存在的”“集体无意识”概念，强调的仍然是人的生物性存在对于意识的决定意义，故而并没有摆脱弗洛伊德理论的唯心主义特质。而阿利埃斯的“集体无意识”，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学说的一种反动，但在实质上却与荣格的概念风马牛不相及。阿利埃斯曾这样解释过他的“集体无意识”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