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史”这个新潮史学概念，在我国也许还不太为人们所熟知，可在今日西方史学界真可谓时髦至极。所谓“心态史”，不是别的，正是作为传统史学对立物而出现的社会史学（亦即年鉴—新史学派的史学）在新近所获得的一个别号。其所以如此，在法国著名大革命史专家、马克思主义心态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看来，是因为近来“有一种最直接推动新社会史向长时段研究转变的趋势，这就是日益明显地向心态史发展的研究趋势”。他还认为，心态史并非社会史的对立物，而至多只是研究社会史的终结和归宿，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在这里一概表现为“人们的态度和群体的表象”。从年鉴学派的发展史来看，这个史学流派尽管从一开始就在研究历史上各种心态现象，但他们最初的重点并非心态史而是经济史，只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才通过经济史的一个变形——人口史的研究开始对心态史产生日益浓厚的兴趣，终于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把重点完全转移到了这个方面，并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如今心态史学已超越了专业研究者的狭小圈子，进入了大众传播媒介系统，赢得了广大的群众读者，以致在一般人心目中竟成了“新史学”的同义词或象征。
那么，“心态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史学呢？伏维尔曾给过我们这样一个大致的定义：
心态史学乃是一种“第三层次”的史学，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层次的史学。人们在研究了经济或社会结构的层次之后才能达到这一层次。这是一种极其引人入胜的史学，也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史学，一切机械的或简单化的归约都受到了它的挑战。它已经涉及了一些明晰的思想层次，如精英人物和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及文化传播，它现在正愈来愈转向集体的无意识。
伏维尔这里说的“第三层次”史学，是法国当代史学界的一个流行概念。在日益重视长时段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们看来，一般的史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传统的事件史，属于短时段史学；第二层次是经济的或社会的历史，即在一种“缓慢时间”的“半静止状态”中变动的“缓慢的历史层次”，属于中、长时段史学；第二层次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便进入了“长时段的囚牢”——心态史，它所揭示的是更彻底的长时段历史，这种历史具有“稳态”和“抗拒变化”的特征，因而愈益被人们视作对历史作长时段研究的最首要的领域。这种第三层次的史学所涉及的不再是任何易于变动的明确的思想或文化，而是一种潜在而朦胧的社会文化层，那里充斥着各种未曾道明的意识或观念，各种暗中支配人们思维和行动的习惯趋向，简而言之，它研究的是人们的态度、行为举止和所谓“集体无意识”。
伏维尔之所以重视心态或精神形态的研究，是与他关于意识形态与精神形态的差异性的明确认识分不开的。伏维尔认为，在人类的行为中存在着一个超脱意识形态（在其下面或与其平行）的部分，这就是精神形态；尽管意识形态和精神形态之间有广阔的重叠部分，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是不容忽略的，因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已经过长期酝酿和构思（虽然尚无最后定论），而精神形态的概念，作为一种实践或一种不断发现的观念化的反映，则是近二三十年以来出现的新事物，它至今仍模糊不清，还在不断被加入新词义；两者的思想方式也大相径庭：前者较系统化，后者则有意地以经验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