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们要知道，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远不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按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法国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已经举行过两次反封建制度的大决战：第一次是德意志宗教改革，第二次是英国革命。如果说宗教改革的主要成果只是通过反封建教会的斗争促进了思想解放，提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理论武器，那么第二次决战却毕竟是以封建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的失败而告终的。既然如此，列宁又为何要“重法轻英”，大力强调法国革命的首创性，而只字不提早于法国革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呢？
因此，法国革命之所以“大”，一定还由于它有什么明显“优”于英国革命的地方。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现成的。请看恩格斯的这段极其著名的比较分析：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它也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中把古代罗马法……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它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致这部法国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财产法方面实行改革时所依据的范本。[2]
我们几乎看到了恩格斯在谈到法国革命独特的、空前的彻底气概时眉飞色舞的兴奋神态。的确，英法两国的革命，尽管性质相同、目标一致，但在行为方式上却显出强烈的反差：前者妥协、保守，后者激进、彻底。法国革命之所以“大”，之所以“优”于英国革命，其根本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激进性和彻底性，在于它“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了，按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它通过恐怖统治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3]——总之，在于它“同过去的传统”实行了“完全的决裂”。
这就涉及了英法两国革命在对待过去传统的态度上的一个重要差异：前者表现出谦卑温顺的虔敬，后者则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决绝。而这种差异，无疑是英法两国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差异的深刻反映，它规定着两国革命政治文化不同的发展趋势，也规定着两国革命不同的政治行为方式、不同的历史影响和不同的历史地位。
所以，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也就应该被归结为这样一种“同旧世界彻底决裂”的观念或信念。
在法国革命人士的言论中，关于这种“决裂”信念的表述俯拾即是。如一位名叫马拉-莫热的某无套裤汉组织的领袖曾这样宣称：
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革命不进行到底就会流产。历史上所记载的及当代人所试图发动的历次革命之所以均告失败，都是因为人们要用旧习惯匡正新法律、用旧人物管理新机构的缘故。……革命者应当无视一切形式和一切规则；革命者应当踢开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绊脚石，坚定不移地把革命进行到底。
作为著名雅各宾派领袖之一的比约-瓦莱纳，也在他发表于共和三年的一份题为《社会制度的更新原则》的小册子里指出：“重要的是在崭新的基础上进行重建而不是修修补补。在已经动摇的基础之上绝无可能筑起坚固的大厦。”
托克维尔则这样生动地描述过当时法国革命派的这种“决裂”心态：
法国人在1789年作出了任何其他民族都不曾作出过的巨大努力，来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并在他们迄今为止的历史和他们所希望的未来之间开出一道鸿沟。为此，他们谨小慎微地极力不把任何过去的旧东西带到新环境中来，并给自己规定了种种限制，力图养成一套不同于他们父辈的习惯。总之，他们殚精竭虑地要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