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明确了这个问题，也就抓住了大革命政治文化众多因素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回答，因为它是同众所周知的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特点密切相关着的。
近代法国革命迭起、动乱不已：有1789—1799年或1814年的革命，1830年的7月革命，1848年的2月革命，1870年的9月革命，最后还有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可是说也奇怪，尽管有这么多次革命，但在史学讨论中只要一提到“法国大革命”，甚或只要一提到“法国革命”，无须提及其年代，人们的潜意识就会立即反应出这指的是1789年发生的那一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唯有1789年发生的革命才能称得上是“革命”似的，此后的历次革命，实际上都不过是企图颠覆旧政权的人民起义或暴乱而已；如果说所有这些事件都算得上是“革命”的话，那么，能冠以“伟大”或“大”这类修饰语的，也只能是1789年发生的那一次。因此，几乎完全不必担心像“法国大革命”或“法国革命”这样简略的指代会引起年代理解上的混乱。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整个近代世界。那也是一段风起云涌、非同寻常的革命史：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除了法国革命之外，还有1566—1609年的尼德兰革命、1640—1688年的英国革命和1775—1783年的美国革命。稍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了席卷拉丁美洲的独立革命；在19世纪中叶，又发生了席卷欧洲大陆各国的1848年革命和民族民主运动，发生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伊朗、印度等国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族大起义；到近代史末期，又发生了1905年和1917年2月俄国革命、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1908—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和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及辛亥革命……如此众多的革命事件，尽管都不无自己重大的历史意义，尤其是英国革命还被认为具有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纪元的意义，可都没有一次能够像法国1789年革命那样被人们响当当地称作“大革命”，这又是为什么？
1989年7月14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庆典，盛况空前。亲自莅临典礼的有西方七个主要发达国家和二十七个第三世界重要国家的首脑人物，许多国家还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仪仗队，加上专程前往采访或观光的4500多名各国记者和300多万名游客，使这一天成了全世界人民的节日。不同肤色的人们在协和广场汇成欢乐的海洋，《马赛曲》高亢激越的旋律激动着整个世界。试想，近代史上还有哪一次革命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世界认同，能够博得如此崇高的历史殊荣？！
看来，法国革命之所以“大”，的确是由于它具有某种非同凡响的特殊意义。为解释这一点，列宁说过这样一段经典性的名言：法国大革命——
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做到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事情……[1]
照此看来，列宁显然是把19世纪资本主义辉煌成就的“头功”给了法国革命，因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整个事业，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