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看到，也正是这种片面性，导致孚雷在比较英法两国革命特点和意义的时候，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者截然对立的倾向性。在孚雷看来，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一样暴烈，并有着大致类似的过程，但英国革命结束得很早，它遵循着英国旧时的自由传统，在1688年便确立了“民主化的议会制”这种稳定的政治体制，建立了一种渐进式演变的制度；而法国革命由于怀有对旧制度的“诅咒心理”，对过去持谴责、批判态度，并与教会势力发生了尖锐的对抗，因而一闹起来便一发而不可收，欲罢不能，于是长期的动乱使人民习惯了反抗与不服从，结果造就了一种“从定义上讲就是一种造反、闹事的文化”的“革命文化”，致使“民主地结束”这场革命成了一个“历史难题”，致使法国人花了百年才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法律制度。由此看来，英国革命是令人羡慕的：它只花了四十八年就一劳永逸地建立了稳定的“民主政治”，而法国革命却不得不经历上百年的从“革命文化模式”向“民主法治文化模式”的动**而痛苦的转变过程。这样一来，整个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或者说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扫除根深蒂固的封建反动势力、为建立自由平等的新社会所作出的全部努力，在孚雷那里似乎很大程度上都成了非理性的、消极的东西。就这样，孚雷先生尽管口头上表示他无意于“贬斥”法国的历史，实际上却仍在做着这种“贬斥”的事情。
我们看到，孚雷对大革命以来这段法国历史的“贬斥”，似乎是他有意割裂政治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孚雷声称：“我的研究集中在政治上，因我认为政治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法国史的核心部分。正是通过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法国这一时期的历史才展示了其特点。因此，与其平淡地浏览所有社会层次，与其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打开一个个平淡无味的抽屉：1.人口，2.社会，3.经济等，不如只强调法国这一段历史中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层次，即政治层次。”毛病恰恰就在这里。既然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在研究一个社会的政治层面的时候，如何可以完全抛开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经济层面的各种参照物？而在研究法国历史时忽视社会因素，便势必看不到法国那种典型形态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及其对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看不到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于理解法国历史的关键意义。孚雷显然就不屑于使用法国革命传统史学所特有的这种阶级分析法，而极力给法国大革命涂上一层“超阶级”的色彩：他说传统史学把大革命归结于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不严肃的”，理由是大革命的原则甚至在为共产党国家所接受和运用，因而它实际上是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的。然而，这种天真的论调，似乎只能说明孚雷对革命阵营内部阶级关系和革命政治文化中阶级亚文化构成的忽略或无知。我们不能说孚雷在政治层面上对法国这段历史的探讨全是无稽之谈，相反，应当说他的研究的确从“政治文化”这个方面大大丰富和深化了大革命的史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可是，由于割裂了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内在联系，抛弃了阶级分析这把理解法国历史最重要的钥匙，他的革命政治文化研究在总体上的科学性终究是令人怀疑的。
遗憾的是，孚雷政治文化研究的这种缺陷，几乎是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的一个通病。如美国的一位研究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重要人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国史教授林·亨特女士就认为：由于革命者成分复杂，有许多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无法将他们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和社会范畴，故不能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或革命者自身的社会地位中推断出革命政治文化；而且社会和政治并非两个不同的层次，而是一种两个边无法分解地缠绕在一起的、没有固定不变的“上”与“下”之分的“莫比乌斯带”，[1]因此，统一的革命政治文化不可能起源于社会的或经济的因素，而只能起源于一种超社会经济的文化因素，即革命者“共同的文化地位”，例如他们作为青年一代的经历以及他们与城市环境的关联。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亨特是通过片面强调革命者社会成分的复杂性和社会与政治关系的相对性（即社会与政治之间没有谁上谁下、谁决定谁的关系），来否定社会经济因素对人们政治实践的最终决定意义和取消阶级分析方法的，而这样一来，她也就片面地夸大了革命政治文化的统一性，淡化甚至抹杀了革命阵营内部阶级或阶层的冲突、各派势力的消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等重要因素，以及由这些因素造成的革命政治文化体系中结构性的矛盾运动，从而模糊了大革命本身的资产阶级性质。比如，在亨特看来，既然革命者成分复杂，不能被归结为单一的经济、社会范畴，那么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就只能在“泛泛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而这种称呼终归是“太不严谨、太笼统，因而不能过多地运用”。亨特也许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修正派”，可她的这种论点，同孚雷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于法国大革命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才适用的论点，却几乎如出一辙。
由此看来，科学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研究应该是对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补充和深化，而不应是对它的否定和背弃。研究法国革命政治文化仍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而绝不应抛弃这个法国历史本身给我们留下的珍贵的遗产。否则，这种政治文化的研究便只能陷入种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误区。
[1] 莫比乌斯带：莫比乌斯（Mobius，AugustFerdinand，1790—1858）系德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莫比乌斯带”是他发明的一种单侧曲面——用一个狭长纸条扭转180°之后黏合两端所形成的环状带，构成此带的纸条会从此失去两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