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把大革命归于偶然事件，似乎反映了修正派对长时段的高度重视。然而孚雷和李舍的“精英革命论”却恰恰表明了他们对长时段的理解的逻辑混乱。因为按年鉴—新史学派的一般逻辑，民众心态永远是传统的最佳积淀层，因而群众文化是传统的惰性的领地，是历史的最稳定亦即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而精英文化则相反，呈现着冲动的、变化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可在孚雷、李舍那里，事理刚好被颠倒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精英们对政治自由的追求，相对于平民大众的“过时意识形态”和“复古倾向”倒成了更长时段的因素。而且历史研究已经表明，法国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群众暴动并非简单的偶然现象，就整体而言那是静止不动的社会环境中的一种几乎不变的稳定现象，是这种社会中旧式危机的爆发在社会方面的必然反映和表现，而且暴动者也必然地怀有一种尊古的意识。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够把大革命时期，尤其是1792—1794年间的民众干预归于某种偶然的、不必要的事件呢？更何况若是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所谓“制宪议会的革命”（亦即“精英的革命”）恐怕连一天都混不下去。
1988年孚雷发表了一部长时段的法国革命史——《法国革命：1770—1880》。给法国大革命画了这么大的一个年代范围，那意思显然是说大革命一直持续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才告结束。在这本书中，孚雷似乎对他与李舍在1965年合作发表的《法国革命史》一书中提出的“精英革命论”和“革命侧滑论”作出了某种修正。他承认，他们当时过于相信存在着“精英革命”（即1789年发生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精英集团追求政治自由的革命）和1793年更平民化、更追求平等的革命这两种革命了，而在1789年和1793年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条明确的界限，因为大革命自1789年爆发的时候起，它的动力机制就已包含有一系列专制主义的潜在因素，而这种“内因”不仅是导致1793年雅各宾恐怖专政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后来法国历史上波拿巴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一再产生、建立自由政治制度的努力举步维艰、近百年法国政治动**不稳的根源。照此看来，大革命在1792—1794年间发生的“侧滑”，就不仅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平民大众的革命运动，甚至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当时的危急形势，而主要地应归因于大革命本身暗含的专制主义传统或思维定势。这一看法，较之他二十多年前的观点无疑更接近客观历史实际一些，但问题在于，孚雷并未就此改变他对1793年革命的传统偏见，也就是说，他虽然抽象地肯定了雅各宾专政出现的必然性，但仍然完全不承认这种专政对于彻底摧毁专制主义旧制度的必要性。在他看来，法国革命作为贵族社会的终结和民主社会的开端，似乎就应该始终一贯地坚持自由、民主的路线，而雅各宾派的革命，无论其发生有着何等的历史必然性，终究是对自由、民主路线的背弃，因而终究还是一种“侧滑”。他这样告诉人们：“我并不想贬斥雅各宾派，因为这等于直接贬斥我们的历史了。然而这一政权却是完全残酷的。”他还说：“大革命的核心是1789年，这一年是激进的、革命的和富有创造性的。而1793年的法国则有很多挫折和损害，人们开始重新回复了旧制度的东西，如专制、专横、无套裤汉的经济制裁等。这些都是历史沉渣在法国政治上的再次泛起。我三十多年来的努力便是在于阐明法国大革命这一现象的政治机制。”由此可见，只见雅各宾专政违背自由民主价值的一面，而看不到这一专政在法国大革命中推翻贵族社会和建立民主社会方面的巨大历史功绩，看不到在法国旧专制主义势力只能通过某种新专制主义来摧毁，这就是孚雷的全部片面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