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解构神话”的闹剧中，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F.孚雷和D.李舍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1965年合作发表的《法国革命史》一书即是修正派大革命史学的一部代表作，也是首倡大革命政治文化研究潮流的重要著述之一。在该书的两位作者看来，1789年的革命是启蒙思想的革命，亦即精英的革命，它实际上早在1789年以前就发生了，在整个18世纪，贵族和资产阶级由于共同的思想、爱好和社会生活而日趋一致，逐渐联合成一个“精英”集团，其特点是既渴望政治自由，又讨厌人民群众和民主。革命首先在这些开明人士的脑袋里进行，然后才转到社会中来。到1789年，改革的思想（不论是贵族的自由主义还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普遍深入人心，因此产生了“反对专制主义的策略会合”，产生了大革命准备时期中各领导力量的临时联盟，于是才有国民议会、制宪议会的成立。总之，他们力图把意识形态而不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以及由此而来的阶级斗争的激化说成是革命的起因。如李舍就在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1789年革命是优秀人物经过长期探索而实现的双重觉醒。首先，他们觉悟到自己对于政治制度的独立性；接着，他们又觉悟到必须控制政权。首先觉悟的是贵族，在他们的教育下，富人、产业主和有才能的人也跟着觉悟。这种普遍一致的觉悟就是启蒙思想的革命。”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孚雷和李舍提出了他们那个曾名噪一时的“侧滑论”：在他们看来，这种启蒙思想的革命本来是符合历史健康发展的要求的，不幸的是，由于带有一种过时意识形态的平民大众不必要的和有复古倾向的干预，致使革命逐渐失控而发生了“侧滑”，从而给法国社会的命运和前途带来了悲剧性的变化。不过，由于民众的干预纯属短时段的偶然事件，1789—1794年的所谓“大革命”只是一种历史表层的**，故这种“侧滑”也不可能持久，精英革命的逻辑经过热月政变又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且从启蒙时代到19世纪这一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也一直是启蒙思想这个长时段的因素。这样一来，1789年的大革命本身便失去了必然性和统一性，被解构成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一个个互不相干的政治事件的序列。
孚雷和李舍的这种“侧滑论”对后来的英美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孚雷本人近来已经对这种理论作了某种修改，但该理论的旧有影响却似乎仍方兴未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不少历史学家仍倾向于用偶然因素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倾向于强调意识形态、观念因素对大革命发生发展的决定意义。这一情况，的确是西方当今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热潮的一个方面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这个现象不无积极意义：它开发了大片以往多少被人们忽视了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大量有助于人们看清大革命全貌的信息，体现了大革命史学的进一步深化。然而单就该现象本身来看，却很难说它较之传统史学有什么更先进或优越的地方，实际上它仍然含有陷入某种片面性的危险。
首先，很显然的一点是：即使果如孚雷和李舍所说的，法国革命是一场短时段的、启蒙思想的、精英的革命，那么这种论点除指明了1789—1794年的革命事件的理论来源、领导者和一般发展前途之外，又能提供什么更多一点的信息呢？启蒙思想是缘何而来的？短时段的革命事件为何能创造出一些影响久远的政治文化因素？平民群众干预革命除了受激于“贵族阴谋”的传言之外，还有没有更深层的、群众文化传统的必然因素？这些用传统史学的方法看来一目了然的问题，他们似乎都无法给出明确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