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接民主制观念的指导下，还产生了出自孔多塞手笔的一个被认为是革命十年中最民主的宪法草案（1793年2月15日提交国民公会讨论）。该宪法草案像1791年宪法一样主张一院制，反对主权的分割，但同时又承认1791年宪法对议员权力的限制不够充分，主张应加上定期迅速更换议员，议员不得改变宪法性法律和人民享有起义权等规定。此外孔多塞还提出，组织人民主权的行使，也就是恢复人民各部分之间的平等，正是由于缺乏表达各部分意愿的固定手段，才造成以前为首都的好处而牺牲了这种平等的状况。孔多塞在该草案中甚至详尽地为人民干预立法设计了几种形式，从而使人民既取得了法律的批准权，又取得了法律的创议权。看起来，孔多塞似乎是在企图为这种“代议民主制”确定一些具体形式。然而可惜的是，他的草案带有较强的“加强外省削弱巴黎”的倾向，无法见容于为巴黎民运所裹挟的国民公会，结果在提出的第二天就被否定了。
吉伦特派垮台后通过的“1793年宪法”（1793年6月24日）反而比孔多塞的方案大大倒退了一步。如孔多塞主张一切公职人员的任命都必须经由直接选举，而“1793年宪法”只保留了议员的直接选举制度，对于普通公务员则实行间接选举，对于行政会议还规定了三级选举制（即由议会从选民推举的候选人中遴选）。在法律批准权方面，“1793年宪法”也大大减少了全民公决程序的公开性：当法案下达到各初级议会后，如欲提出上诉，至少须有一半以上省份中的十分之一的初级议会的同意，且只有40天的期限。而且该宪法只给了人民一种消极的批准权，只字不提人民有创议权。
雅各宾派对孔多塞宪法草案的这些修正，说明了这一革命资产阶级最激进的派别对直接民主制的叶公好龙式的态度。他们口口声声要让人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实质上却极力要把直接民主制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圣茹斯特在1793年4月提出的一个宪法草案即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这个草案明确地背弃了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提出了“民族主权在于各市镇”的主张，认为对法律的全民公决无须按人头计票，按市镇计票即可。这种意见实际上和“联邦主义”的观点相去不远。埃劳·塞舍尔提出的“1793年宪法”文本也遵循着同一思路，只是把“市镇”改成“乡议会”，似乎是想借此来减轻其联邦主义的味道。倒是在吉伦特派分子迪科的坚持下，国民公会才决定还是采纳按人头计票的方式。
雅各宾派还力图限制各地初级议会[17]的权力。如迪科提出的给予初级议会几乎不加限制的集会自由的动议，就遭到了罗伯斯庇尔的猛烈抨击。罗伯斯庇尔说这种主张只会“建立一种破坏人民权利的民主制”，因为“那些初级议会并无明确的目标，可以为所欲为”，依靠它们只能导致一种糟糕的“纯粹民主”状态。罗伯斯庇尔还以在各初级议会中可能“盛行着压制真理的阴谋诡计”为由，逐步剥夺了初级议会对于其选举的国民公会议员的罢免权。
由此看来，雅各宾派对直接民主制的限制和破坏，并非完全出于由于形势危急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这种现实政治的考虑，它同时也显示了雅各宾派对人民意志的蔑视。表面上，罗伯斯庇尔等人把人民的意志捧上了天，实质上他们根本瞧不起人民，认为人民无知、愚昧、偏执、自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1792年宣布共和之后，罗伯斯庇尔就写道：共和制在此时还只是一个“空洞的辞藻”，因为它还不曾具备自己的原则——“共和制的灵魂是美德，即对祖国的爱，把一切私人利益同普遍利益融为一体的高尚的献身精神”，而这种美德只是经常地在人民的统治者身上表现出来的。罗伯斯庇尔对所谓“人民统治者”内部的腐败只字不提，只是大谈共和国内存在“好公民”与“坏公民”两大派。比约·瓦莱纳也在共和二年花月1日的演说中说：共和国需要创造一代有公民心的人民，以期“使人类从堕落中恢复其至高无上的尊严”。在雅各宾派看来，由于他们当时成立的还只是一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因此必须在允许其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之前对民族进行更新改造。
这样看来，恐怖统治也就不仅仅只是一种以“救国”为目的的“战时措施”，它同时也是雅各宾派为更新改造法兰西民族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共和二年雪月6日，巴莱尔曾发出这样的概叹：“甚至连人民的这个有益的、不幸的阶级（按：指第三等级）都被坏人腐蚀了，甚至连妇女都被他们拉入了嫌疑犯和反革命的行列。”人们熟知这样几个统计数字，即在恐怖时期被处死者的名单中，百分之八十五属于第三等级，即资产者、手工业者和农民，而教士和贵族分别只占百分之六点五和百分之八点五。可见雅各宾派对“缺乏公民心”的人民大众是多么的失望，镇压起他们来又是多么的凶狠！
奇怪的是，既然山岳派国民公会对人民的状况如此悲观，既然对“腐败”的人民如此轻蔑，并声称以改造人民为己任，它又怎么能以“人民的代表”自居呢？似乎只能这样解释：国民公会所代表的只是抽象的人民，不是具体的人民，或者说只是未来的人民，不是现在的人民。总之那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人民，至多只是“不可腐蚀者”罗伯斯庇尔等少数几个人自己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有理由认为，罗伯斯庇尔派实际上并没有背弃直接民主制原则，作为卢梭的忠实信徒他们也不可能背弃这个原则：他们只是企图阻碍和禁止“腐化”的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已。
这样我们便看到，法国革命的代议制是怎样通过容忍、容纳直接民主制并进而将它奉为自己的基础原则，一步步地导致了自身的消亡。应该说，这也正是把卢梭的“主权不可分割”原则贯彻到底——当然只是在一种抽象的意义上，或者说在只承认罗伯斯庇尔等少数人是真正的“人民”的意义上——的必然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