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制宪议会的王政派用“民族主权”理论攻击代议制度只是为了维护贵族阶级的特权，他们很快就被揭露了，被汹涌的革命潮流吞没了，从此或流亡国外，或成为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尽管始终存在着左右两方面的压力，但从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来看，对法国新生的代议制政体构成最直接、最严重威胁的，还是激进的直接民主势力。
由于近代法国的代议制政权本质上是作为王权和贵族传统权威的对立物而出现的，而反革命势力的强大又使革命派一开始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故大革命时期的议会本身就缺乏保障代议制原则免遭直接民主势力冲击的政治素质。既然一刻也少不了直接民主势力这个同盟军，议会也就不得不承认（至少是默认）它的合法存在，这样从大革命一开始，法国实际上就呈现着权威分割的局面：在合法的代议制权威的侧畔，树立着同样合法的直接民主制权威。
然而这两种权威就其本性来说是不能相容的，这一点卢梭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而法国革命代议制的不幸恰恰就在于：议会不仅委曲求全地承认了直接民主制的合法地位，而且在直接民主制潮流咄咄逼人的冲击、干扰面前几乎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
早在1789年6月16至17日讨论成立国民议会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由民众直接监控议会这一法国革命特有的政治行为样式。据当时通讯资料记载，16日深夜，西哀耶斯关于“国民议会”的提议引起了长达两小时之久的喧闹。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闹得最凶，每当有人提议将问题付诸表决时他们就嚷嚷个不停。尽管时间很晚了，可旁听席上仍挤满了群众，他们越来越不耐烦，许多人大骂少数派是“叛徒”。17日国民议会终告成立，议员们在4000名群众的围观下宣誓就职。当时在法国考察的英国人阿瑟·扬对此惊诧不已。他这样评述了当时的情景：
旁听席上的群众被允许以鼓掌和其他表示赞许的声响来干预辩论，这样做太欠雅观，也很危险，因为他们既然可以表示赞许，也就可以表示反对，既然可以鼓掌，也就可以发出嘘声。据说他们已经这样做了。而这样是会压制辩论、影响议事的。[16]
然而法国革命人士似乎根本没有阿瑟·扬的这种担心，比起议会冷静议事所需要的正常环境来，他们更需要的是议会政治的公开性，以便不断地诉诸民众的支持——在他们看来，这也正是议会的合法性所在。所以这种做法在大革命中一直被审慎地保存了下来，从而实际上在代议制内部为直接民主制留下了一块阵地。
对于自大革命一开始就在一切政治活动中起着骨干作用的各民众社团，议会也很少表现出任何坚定的斗争精神。勒沙贝利埃在1791年9月29日的报告中，一边谴责雅各宾俱乐部的全国组织网，一边又热情赞扬该俱乐部中的一些“热忱的护宪分子”，主张将他们与为“取得某种权力地位”而组织俱乐部的人区分开来。制宪议会宣布革命结束的1791年9月29日法令，只是抽象地宣布取缔一切不是“出于理性和爱国主义的热心”而建立的社团，却不愿明确地对各民众社团加以指责。1792年7月1日立法议会曾决定采取行动制裁非法的集体请愿活动，结果仍然只是色厉内荏，对于汹涌如潮的集体请愿全然无可奈何。
1792年夏季战争形势的恶化，使法国代议制政体面临的危机更趋严重。
1792年7月11日，立法议会宣布祖国在危急中。这一法令，实际上既承认了一个高于法律的规范——救国，又承认了一个高于代议制的规范——享有主权的人民，由此在事实上废除了1791年宪法第7条规定的冗长的、排除民众干预的宪法修订程序，而把直接民主制明确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