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政治俱乐部兴起于大革命最激进的年头，它们本身也带有极端激进的色彩。这种过激的色彩无疑是引起雅各宾派当权者强烈敌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们后来就是随同忿激派一起被镇压下去的。但是，说过激主义是女公民俱乐部覆亡的唯一原因，则不免有些以偏概全，因为除此之外，我们还不能忘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雅各宾派对妇女参政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我们知道，丹东就是出于这种反感而经常奚落罗兰夫人，从而同吉伦特派结下不解之怨仇的。[12]恐怕这位从一开始就反对划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革命家，未必曾真的认为把妇女定为消极公民有什么不对。雅各宾派似乎大都抱有这种偏见：搞政治是公事，它从来都是男人的专利；女人代表着私生活，应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做家务，不可干预公共的政治生活，否则就破坏了秩序——女人参政不仅会败坏女性温和贤淑的形象，而且还构成了对男人特权的僭越。因此，从他们的口中，人们是不可能听到对妇女参政行为的赞誉之辞的。山岳党人阿马尔连妇女戴富于革命象征意义的小红帽都持有偏见：“她们今天要戴小红帽，明天就会得寸进尺，很快就要扎皮带、挎手枪了。”在他看来女人戴小红帽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它预示着妇女要打破性别秩序，要争取在政治事务中同男人平起平坐的权利。如果说她们戴小红帽还只是一个象征的话，那么她们组成的俱乐部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了。埃贝尔派分子肖梅特对此十分恼火：“人们是从何时开始习惯于看到妇女不去恭顺地照料家务和孩子，而跑到大庭广众间的讲坛上来夸夸其谈的？”法布尔·德格朗蒂纳在议会上则破口大骂那些妇女政治俱乐部，说它们“不是由家庭的母亲、家庭的闺秀、照应兄弟的姐妹们组成的，而是由一伙女冒险家、女游侠骑士、获得了自由的侍女及女掷弹手们组成的”。显然法布尔道出了绝大多数议员的心声——他的话音未落，讲台下早已爆发出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1793年10月底，借口女公民俱乐部在菜市上强迫别的妇女戴小红帽、穿长裤引起了纠纷，国民公会终于开始认真考虑禁止妇女结社的问题了。治安委员会发言人阿马尔为此提出的一套系统的论证，集中地反映了雅各宾派关于妇女公民权的基本观点。他的中心论点是妇女参政破坏了“社会的一般秩序”，因为如果妇女担负起民众社团所固有的各项繁重任务，如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作为个人的公民、对所有政府官员甚至立法机关进行监督，按共和主义道德的要求宣传鼓动群众，通过对政治法律的缺点和变革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来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等等，那她们就不得不牺牲造化赋予她们的更为重要的职责，即从事家务活动的功能。阿马尔强调提出：
这种由造化本身赋予妇女的私人功能事关社会的一般秩序，这种社会秩序是男女之间的差别造成的。男人和女人各自有适合于自己的职业，各自的行为都被限定在这种圈子之内，谁也不得逾越，因为给人类立下这些限制的造化在专横地统帅着一切，任何法律对它都是无能为力的。
那么，男女之间究竟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呢？阿马尔对此做了一个比上文提到的那位人权区女演说家更为绝对、更为细致的描述，概括起来说，就是男人不仅比女人更强壮有力，而且更勇敢、更聪明和更有能力进行深入而严肃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国家大事非男人莫属，家务事才是女人首要的而且是唯一的职责。
当然，阿马尔并不否认妇女也应该按自己的方式来为国效力。他认为妇女至少有义务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会热爱自由和道德，为此也应当允许妇女学一点政治。但是必须注意，允许妇女学政治绝不是允许她们干政治。阿马尔说：
……民众社团在议争时，她们可以列席。但是，生来就是为了让男人温柔的她们，对于这种与构成女性魄力的温柔稳重不相容的激烈争论，是否应该积极参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