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先生”一称可以用现成的阳性“公民”一词，这个容易；可是用什么词来取代“夫人”呢？看来也只有用“公民”的阴性形式——“女公民”了。然而可能存在什么“女公民”吗？或者说，一个卢梭主义意义上的真正的公民可能是女人吗？——这个在我们今天看来荒谬透顶、但对当时的革命民主派或雅各宾派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显然在他们开始使用“女公民”一词时被忽略了。他们似乎只顾推广“公民”的称呼以创造平等气氛去了，而并没有意识到“女公民”的概念实际上根本不能见容于他们关于性别秩序的传统观念，也不曾料到“女公民”一词的使用会带来一种令他们难堪、恼火的局面。
称女人为“女公民”，这对当时法国的广大妇女来说不啻翻天覆地的巨变。它意味着女人从此也被接受为享有主权的积极成员，也获得了和男人同等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这在以前是她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事实上，一些妇女也的确由此开始积极活跃于政坛。到1793年春，就已有不少妇女获准加入无套裤汉的各民众社团。1793年7月，一个名为“两性无套裤者社会和谐社”的民众社团明确规定：“将一视同仁地接纳女公民参加本社的爱国主义活动。”更有甚者，一位名叫克莱尔·拉孔勃的女演员还成立了清一色由妇女组成的“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该俱乐部并不专门讨论妇女问题，而是像男人的政治俱乐部一样大谈国事，并往往采取直接行动来干预国家政治，即使冒生命危险也无所畏惧。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曾积极投身5月31日至6月2日的起义，并在起义中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从国民公会中清洗吉伦特派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实上，拉孔勃的“女公民俱乐部”甚至比任何男公民团体都更热衷于战斗：投身保卫革命的武装斗争，是它明确写入会章的首要宗旨。
然而即使是这些政治热情极高的妇女，她们对女公民职责的看法也往往自相矛盾。这种矛盾性在人权区的一个女公民代表团在“女公民俱乐部”宣读的一篇演说词里，表现得极为鲜明。这个代表团是专为向该俱乐部赠送一面战旗而来的。它的演说者盛赞该俱乐部“砸碎了偏见的锁链”，把自己从狭隘的家务小天地里解放了出来，表现了不甘于在政治事务中处于消极或中立地位的革命气概，同时也对“富于敏感性和思想表达能力的妇女竟被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的状况表示强烈愤慨，并希望该俱乐部高举这面“象征平等”的旗帜，像男公民一样去示威请愿、去参加典礼、去投身起义；可是与此同时，她又明确地承认，由于女性天生比男性弱，两性的职责应有所差异：
权利宣言对男人和女人是一视同仁的，差异在职责方面，就是说有公共职责，也有私人职责。男人履行的主要是第一种职责，这是造化本身所规定的。造化赋予男人以强壮的体魄和各种有力的器官，使他们具有在军队、议会和各种公共集会胜任各种艰苦工作的一切手段，他们才得以占据各种职位。理性和便利条件规定了该如此的，我们不必去硬争。
相反，妇女的首要义务是私人的职责，她们被赋予妻子和母亲的温柔职能，这些职能给她们带来了没完没了的家务活，她们为此花去了大量的时间，因而较少有空闲……[11]
尽管演说者接下来又认为可以把“造化的强制要求”和“对公益的热爱”调和起来，认为妇女在忙完家务之后仍然可以不时地去履行“公民”的职责，但男人和女人在政治权利方面的完全平等毕竟已难以成立：因为两者首先在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上就是不平等的。而女人要想真正实现这一平等，就必须彻底抛弃“妇女操持家务是造化的要求”这个18世纪的传统见解，打消结婚成家生孩子的念头，就像“女公民俱乐部”的著名领袖克莱尔·拉孔勃和鲍林娜·莱昂那样，走独身的道路。可这样的女人又究竟能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