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中的着重号是笔者加的。应该认为，这个“始终是”，绝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措辞。它以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了美国人在“平等”价值观上所设置的樊篱，集中体现了法国人在这方面显著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期望。通过这个措辞，法国革命人士第一次赋予平等一种丝毫不亚于自由的绝对价值，而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激进性、彻底性都不过是这种绝对平等观的派生特征。
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之所以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平等观，显然是由三国国情的不同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英国贵族的地位远逊于欧洲大陆各国的贵族，主要表现在他们并不享有多少特权，尤其是必须像其他人一样纳税，而且只有获取了爵位的贵族才是合法的特殊等级，他们的爵位只传给长子，其他子女仍属平民。另外，经过1455—1485年的红白玫瑰战争，旧的军功贵族（封建诸侯）已经自相伐绝，因而自都铎王朝（1485—1603）以来，英国的贵族基本上都是出身和资产阶级十分相近的新贵族，其中一部分是因忠于国王而获得被没收的旧贵族土地的高级官员，一部分是称为乡绅的中小地主，他们在经济利益上已经同资本主义发展发生了密切联系。由此又带来了英国社会的另一个特点，即那里不存在阶级偏见，法律和习俗都不妨碍贵族经商，贵族做生意丝毫不影响自己的加官晋爵，这就更进一步促进了英国贵族资产阶级化的进程；同时，航海事业和殖民征服的发展，同西班牙和法国的争战，也加强着英国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认同感，一旦推翻了专制王权，这两个阶级便自然而然地分享了政权。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当然没有提出权利平等的迫切愿望。
而在北美各殖民地，人们虽然必须打出平等的旗号来争取独立，但一旦实现了独立，对于平等也就不再需要加以特别强调了。其缘由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新大陆从未有过欧洲的封建制度与传统，根本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封建特权，充其量只有一些从欧洲带来的、不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残余，如代役租和长子继承制之类，整个殖民地社会是“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上的”（恩格斯语）[1]。既然不存在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特权制度，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当然不可能凭空产生出什么追求权利平等的热情。
法国的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中世纪的法国曾经是封建制度的典型国家，各大封建主雄踞一方，俨然是一个个土皇帝，王权长期衰微。尽管自12世纪中叶起，贵族阶级随着王权的强化而不断受到削弱，但它依然在社会阶梯中傲居首位，仍享有异常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特权：既可以免交大部分捐税，又独占宫廷、军队和教会中的高官显职。而且，贵族阶级愈往旧制度末期愈显得封闭和僵化：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挤入贵族圈子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贵族即使负债累累也不能像英国贵族那样去经商赚钱，因为法国贵族阶级的传统偏见历来视工商业活动为下流，不惜辱没自己的身份去从事这种活动的贵族会因此丧失贵族特权，首先是免税的特权。显而易见，法国没落贵族这种基于特权的寄生性，势必日益加重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首先是农民的负担，而资产阶级要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首先必须克服的也正是封建特权的羁绊。法国大革命对于权利平等的空前热情，就是以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贵族特权的深恶痛绝为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