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英、美、法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期望上或价值取向上有什么差异的话，那么，对待“平等”这一信条的不同态度便是这种差异的集中表现。
索布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作为争取平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历次革命。无论在英国或美国，贵族和资产阶级既已分享了政权，革命的重点便没有放在平等上面。而贵族的反抗、反革命和战争则迫使法国资产阶级把权利平等放到了首位。
这就是说，尽管英、美、法三国的革命都打着“自由与平等”的旗帜，然而真正重视“平等”的价值、表现出对“平等”的炽烈追求的，却只有后来的法国革命。
历史也正是这样告诉人们的。
从英国革命中曾产生了弥尔顿和洛克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等伟大思想，然而这场革命却恰恰是最忽视“平等”价值的革命。革命中虽然也出现过主张政治平等、取消特权和实行普选制的平等派，甚至出现过激烈反对土地私有制、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掘地派，可这些激进的派别总显得极其孱弱，被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合势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始终成不了什么气候，以致他们争取权利平等的斗争一直不曾对革命成果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英国革命因此带有突出的保守性色彩。实际上，英国革命极力弘扬的只是自由的精神，在权利平等问题上它毋宁说是讳莫如深、毫无建树的。“光荣革命”后英国国会于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确认了英国人自古以来应该享受的十三条权利与自由，其内容基本上只是为了限制王权、保证议员言论自由和国会的主权，对于权利平等却不置一词。英国著名政论家伯克在《法国革命感想》（1790）一书中就这样承认：从大宪章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我们的宪政主张历来都是把我们的自由作为先辈传给我们的，并应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和遗物去要求和争取。可见，由于忽视了“平等”，连英国革命所肯定的“自由”都显得极为狭隘：它在这里指的只是英国人的传统权利，并不是所有人的权利。
革命时代的美国人则比英国人潇洒得多。北美殖民地以自由契约论为依据来争取独立，即争取与母国平等的地位，由此自然既要打破自由的国界限制，又要明确地提出平等这一天赋人权。所以，北美殖民地《独立宣言》（1776）能够开诚布公地庄严宣布“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原则，从而成为马克思所盛赞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可惜的是，“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原则还不能说是对权利平等信条的彻底承认，它具有浓厚的抽象性色彩，其中不可避免地暗含着一种对事实上的不平等的默认。聪明的美国资产阶级发现，对权利平等的普遍性作这样抽象的肯定看起来危险，实际上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承认的仅仅是人人一生下来就有参加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平等权利这一事实，至于每个人有无竞争的条件和手段、能否在竞争中获胜，那就得看他的命运和本事如何了。结果，资产阶级既可以运用这一原则去消灭贵族特权，为自己的发展开辟自由的天地，又可以迫使劳苦大众俯首帖耳地做他们的雇佣奴隶，何乐而不为！可见，美国革命虽然用公法的形式规定了普遍的自由和平等，实质上它真正热心追求的仍然只是自由，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平等。
法国革命迷人的魅力，正在于它对美国人的求实精神不屑一顾。它显然感到美国人作出的那种“激进”姿态还远远不够味、不过瘾，因而必须再向前跨出一步。这一步果然也就在理论上被法国革命者轻而易举地跨出去了，于是在1789年8月26日，全人类第一次有了一个用这样一句气吞山河的名言开头的《人权宣言》：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