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议会的权威既然树而不立，便难免引起处于其对立面的直接民主制激流的浩**奔腾。
首先，由于1789—1791年议会权威的不稳定性和模糊性，使人们日益感到这种议会靠不住，必须诉诸其他一些办法来把革命继续推向深入。于是在巴黎和法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大量的俱乐部和民众社团，其中最重要的，有不断激进民主化的雅各宾俱乐部（宪法之友社）、具有强烈民主共和倾向的哥德利埃俱乐部（人权之友社）和具有原始共产主义倾向的社会俱乐部。这些民间团体宛如一个个小型的议会，人们，其中包括一些出身卑贱的下层民众思想家，在这里热烈地讨论国家大事，积极宣传人民民主思想，并发动组织民众以直接的行动干预议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从而把代议制所面临的直接民主制威胁大大具体化了。
议会为之惊恐，力图加强自身的组织系统以防不测。然而，代议制机构的每一次强化措施都会相应地引发一次反代议制运动的新**。例如，1790年5月21日市政法的颁布，本来是想用一般的市政制度来约束桀骜不驯的首都民主势力，结果不但没有堵住巴黎各区的嘴巴，反而引起各区民众社团和俱乐部数量的激增，由此进一步加强了直接民主主义的阵营。1791年5月10日和9月29日的法令宣布禁止以集体名义举行请愿活动，只承认个人的请愿权；9月29日的法令还明文规定：“任何社团、俱乐部和协会都不得拥有任何形式的政治存在，也不得对法定权力机关和合法当局的法令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它们不得在任何借口之下以集体的名义出现”。然而事实表明，所有这些决议都不过是一纸空文，根本无法遏制愈演愈烈的民众社团的政治活动和一浪高过一浪的集体请愿浪潮。从1791年2月起，议会中就有人在主张彻底禁止一切政治俱乐部，可是就在1791年间，雅各宾俱乐部在外省的支部发展到了406个，公然形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组织网，与议会、政府分庭抗礼，而议会对此根本就无可奈何。尽管勒沙贝利埃在9月29日声嘶力竭地叫喊：“宪法既定，一切都必须讲究秩序”，然而秩序已经不可能恢复。1792年6月，一直就是雅各宾俱乐部成员的议员戴尔福惊呼：民众社团“即使还没有成为国家中的另一个政府，至少也已成了一个要把国家引向绝路的行会”，主张坚决予以取缔。可是结果怎样呢？民众社团毫发未曾受损，倒是戴尔福自己当天就被开除出了雅各宾俱乐部。
巴黎各街区是革命法国直接民主主义势力最集中的地方。各街区的民众自大革命一开始，就表现出拒绝把自己的政治权利转让给他们的代表的顽强倾向，并且一直也不曾放弃过向巴黎市议会争权的斗争。巴黎市议会自以为是公民的代表，不仅有权制定市宪，而且有权管理市政，总想对巴黎各街区发号施令。而巴黎各街区则认为市议会这样做简直是“篡权”，是在僭夺巴黎人民根本没有托付给它的权力，真正能代表巴黎市的只能是组成该市的各个街区。因而，直到1790年5月市政法颁布之前，各街区一直力图利用废除和批准市议会法令的手段来申明它们对自己的受委托人的监控权，尽管常常并不能奏效。巴黎各街区同市议会的冲突，最典型地反映着大革命时代直接民主制同代议制之间的对抗状态。
巴黎各街区直接民主制倾向之所以特别强烈，似乎同佩蒂翁在1788年写过的一个小册子曾在这里广为流传有关。这个题为《就救国问题告法国人书》的小册子，曾被托克维尔称为革命前夕唯一表现出了“本来意义上的革命精神”的作品。它混合地反映着一种简单化的卢梭主义和当代人对于自治的热望，极力宣扬人民的无限主权思想，因而深得巴黎民众的欢迎，很快就成为人民运动的经典依据，自1789年6至7月起就有力地推动着巴黎各街区对市议会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