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在成立“国民议会”的决议不无豪迈地宣布：
“国民议会”是在目前事态下唯一适合我们这个议会的名称，因为组成这个议会的成员是唯一经过合法地和公开地了解和核实的代表，因为他们是由差不多整个民族直接派遣来的，因为这种代表制是统一不可分割的，任何议员，无论他是哪个等级或阶级中选出来的，都无权在这个议会之外另行行使他的职能。[1]
这无疑是资产阶级代议制对封建法国三级会议或代议制的一场革命。它用“统一不可分割”的民族否定了“统一而可以分割”的君主国，用整个民族的主权否定了神授王权和等级社会。从逻辑上看，这一革命必然暗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从今以后，法国将不再存在任何等级，人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议会将不再是等级的会议，而是全民族的立法机关；代表也将不再是各等级、各大法官管区的代表，而是整个国家的代表；在议会中参与立法的自然也不再是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和意志，而是一种共同的、法兰西民族的一般利益和意志。然而把代议制和主权统一不可分割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十分矛盾的，尤其是法国革命人士还表现出极其突出的强调主权不可分割的倾向，这就势必进一步加剧法国革命在代议制民主实验方面的困难，因为对主权不可分割原则过于认真的强调，甚或企图要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底，都只能必然地导致代议制原则的被破坏。
在被人们誉为法国革命者的“圣经”的《社会契约论》里，首倡“主权不可分割”这一伟大思想的卢梭，就曾明确地阐述过“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和否定代议制的主张之间的逻辑联系。卢梭这样雄辩地论述了“主权不可分割”的原理：
由于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同样理由，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在前一种情形下，这种意志一经宣示就成为一种主权行为，并且构成法律。在第二种情形下，它便只是一种个别意志或者是一种行政行为，至多也不过是一道命令而已。[2]
这就是说，主权分割与否，直接关系到主权的有无，关系到法律的有无，关系到人民能否当家做主——道理很简单：构成主权的全体民族中的任何一部分都绝无可能成为公意的代表者，作为这一部分的他或他们充其量只是其个人或集团意志的代表，倘若这一部分人公然声称代表主权，那就无异于是说主权已“转让”给了他或他们，而这是荒谬绝伦的。正是按照这一思想逻辑，卢梭旗帜鲜明地指出：
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
代表的观念是近代的产物；它起源于封建政府，起源于那种使人类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而又荒谬的政府制度。[3]
卢梭还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一个民族举出了自己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自由的了；他们就不复存在了。”——显然，卢梭认为最理想的政体是直接民主制，一切立法都必须经由人民亲自批准，否则就谈不上“自由”。当然，他也没忘记说明：这种制度，只适宜于“非常之小”的城邦国家。
作为伟大启蒙思想家之一的孟德斯鸠，同样也是这种抽象的“自由”的理想的热烈鼓吹者。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比起激进的卢梭来，孟氏要显得冷静、实际得多，因而他能够在抽象地肯定某种“主权不应该被分割”的理想状态的同时，提出一条截然不同于卢梭的思路。孟德斯鸠指出：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应该由自己来统治自己，所以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然而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
代表的最大好处，在于他们有能力讨论事情。人民是完全不适宜于讨论事情的。这是民主政治的重大困难之一。[4]
孟德斯鸠的路线无疑要比卢梭的路线保守，然而这无论在当时的法国，还是在大革命以来直至今日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终究都是唯一有可能行得通的路线。关于代议制政体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已在他的《代议制政府》（1861）一书中作过精辟的论证，而这本书直到现在还是西方学者公认的有关议会民主制的经典。
总之，稍微有点理性精神的人都不可能漠视孟氏代议制民主路线的现实性，崇尚理性甚于一切的法国革命人士自然不能例外。然而不要忘记，这些法国人也是下了决心要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的，而有了这种激进的决裂意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便难免表现出更易于向卢梭否定代议制的主张趋同的倾向。也正是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这种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抗争，预定了近代法国议会制民主的全部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