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重权轻法”传统的根深蒂固，当时的法兰西民族在内心深处真正崇尚的还是“专制”的权威而不是“法制”的权威，因而在法国建立稳固的宪法制度，注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实际上，在大革命时期人们是否对宪制抱有真正的信任感原本就是大可怀疑的。首先人民在革起命来的时候就根本无视任何权威的，他们的革命行动本身就常常“违宪”，如立法议会1792年夏初关于在巴黎近郊屯驻两万名义勇军保卫首都的法令虽然被国王否决，然而人民却不管这一套，义勇军仍然从法国的四面八方开向巴黎。也正是在这一公然的“违宪”行动中，诞生了普天同唱的《马赛曲》。而1792年8月10日起义的枪声，则干脆宣判了1791年宪法的死刑。从此日起直到1795年8月17日热月党人颁布“共和三年宪法”，法国实际上又回到了无宪状态，盛行的是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权力争斗，被称为“自由专制”的雅各宾专政，以及后来的热月党国民公会的独裁统治。即使1793年宪法未曾因局势险恶而被束之高阁，也很难设想这一规定了一院制和人民否决权的宪法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给法国带来稳定的法制秩序。热月党人倒是颇想建立这种法制秩序，他们的宪法似乎也明智得多——既考虑到了两院制的必要，又精心分割了行政权（设计了五人督政府）以防个人独裁，然而这一宪法也只勉勉强强地维持了四年的光景。热月党人终因无法控制各派政治力量日益激烈的权力争夺，而向大独裁者拿破仑·波拿巴拱手让出了统治地位。
然而，即使野心勃勃的波拿巴也没敢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革命以来的法国人对于宪法有一种矢志不渝的渴求。就算是要搞军事独裁，就算是要建立帝制，也得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件“宪制”的外套，否则就有非法之虞。所以，波拿巴上台后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新宪法。他在称帝后也没忘记立即对宪法作相应的修改，没忘记把自己打扮成“法国人民的唯一代表”。
聪颖过人的波拿巴算是把革命时代法兰西民族精神的矛盾性吃透了。一方面这个民族旧有的“重权轻法”传统和对专制权威的服膺倾向，使他感到可以放心大胆地实行个人独裁；而另一方面，来自冉森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全民性宪法意识又是那样强烈，以致使波拿巴本能地感到他的独裁统治还少不了得有一块“宪制”的遮羞布。这一事实说明，“无论如何应该有一部宪法”这一观念，在当时的法国的确已经形成了另一种强有力的、不可忽视的传统。
甚至可以说，革命时代的法国人对于“宪法”的狂热崇拜和追求，几乎达到了迷信的、不讲原则的程度。大概是从1792年年初起，巴黎许多建筑物的门面上便出现了“无宪法，毋宁死！”的标语牌。许多革命派尽管对1791年宪法怀有许多不满，尽管屡屡用革命行动打击该宪法，并最终在1792年8月10日用起义在事实上推翻了该宪法，可是这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妨碍他们一贯地以保卫宪法为主要战斗口号。罗伯斯庇尔在1792年5月2日创办的报纸还叫《宪法捍卫者报》。大名鼎鼎的雅各宾俱乐部，也正是“宪法之友社”的别号。很显然，革命者在高喊“无宪法，毋宁死！”的时候，是不大考虑该“宪法”的具体内容的。尽管1791年宪法不尽如人意，甚至有许多令人反感的地方，充满着令人沮丧的矛盾，但在当时的革命者看来，这些似乎都不很重要；同其具体内容比较起来，当时更重要的毋宁说还是“宪法”的形式上的存在，因为仅仅这种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且具有非同小可的象征意义：它体现着自由，体现着革命，体现着同过去的决裂。然而，也正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它的脆弱性是显见的，尤其是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那里不仅存在着强大的君主专制的传统势力，而且存在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潜在于民族性格之中的“重权轻法”倾向。这一情况，使新生的宪法不仅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不足的弱点，而且随时都有被扼杀在摇篮中的危险。故而这种宪法未及出世就已需要加以护卫。而要保卫宪法，首先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向它认同。有无这种认同态度，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区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万万含糊不得；至于种种其他问题，那都是次要的，可以在这种认同的前提下慢慢寻找途径来加以解决。
人们不难看出，在大革命时代“无宪法，毋宁死！”这种破釜沉舟的决断后面，隐藏着一种深深的焦虑。革命人士们无疑已明确感到了在法国确立宪制这一任务的全部艰巨性。
[1] 参见P.坎贝尔：“路易十六——法国人的国王”，见C.卢卡斯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2卷，培格曼，1988年，第175页。
[2] 参见D.克雷：“法国大革命中的冉森派立宪主义遗产”，见K.贝克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1卷，培格曼，1987年，第197页。
[3] 引自W.多伊尔：“高等法院”，见K.贝克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1卷，第157页。
[4] 参见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5、138、134页。
[5] 即立法议会在是年初夏通过的关于坚决制裁顽固派教士的法令，以及关于在巴黎近郊设营屯驻两万名义勇军以保卫首都的法令。
[6] 《导报》（重印体），巴黎，1834—1847年，第1卷，第21页。
[7] 参见A.马迪厄：《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57页。
